《洛阳往事》第四章 最无我的民族
第四章 最无我的民族
往事要点索引
◆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这个当朝英主，亲政后办的第一件大事，他就是把都城从北方的平城迁到中原的洛阳。
◆ 孝文帝是极为坚毅的，他完全不理会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他更是强大的，按着自己的规划，几乎是独自一人，一步步把鲜卑这个来自遥远北方、茫茫草原的桀骜不驯的民族引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轨道上来。
◆ 元宏期望他的朝廷里依序站立的，不再是那些筋肉暴起、虬髯满面。满身腥膻的粗豪大汉，而是一些峨冠博带、大袖飘飘、文质彬彬、低眉顺眼的白净书生。
◆ 儒家的宗法等级教诲使北魏统治者弯弓握剑一双双毛茸茸的大手渐渐低垂，皲裂而宽大的手掌渐渐白嫩光滑，小指不知不觉地翘起了。昔日翱翔在北方的无敌雄鹰，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北魏军团，就这么在儒教的熏陶下，慵懒地享受起宗法等级的大福，一日日地穷奢极欲。
腐败，是儒家种子必然要结出的恶果。腐败，必然埋下王朝滑向覆亡的祸根。
◆ 就算是同样的健壮，同样的敏捷，同样的训练有素，双方交战，其中一方念念不忘三纲五常，常常深思仁义道德，那么，他的动作将会因为他的思想而迟缓、沉重，他的锋刃也会因此而钝软、无力，他必定会败给全部精力集中于手中武器和攻击目标的对手。
◆ 难怪众人都要“出家”了，免除税务与徭役在先，宽容刑罚与规矩在后，连宋代僧人也羡慕北魏：“为僧者苟未修行，但能避刑宪，亦逍遥之上士也。”
◆ 中国人本来就有着造像膜拜的传统习性，一个泥胎面前就可以跪倒千千万万的人，东汉永平年间去印度请来佛人和佛经之后，国人的这种传统习性大行其道、大得发展。
◆ 等级森严、主次分明、尊卑有序、高下有别的这种违逆了佛教本谛的“奉先寺格局”，它的注脚在哪里？
等级特征突出的奉先寺格局，它的注脚不在别处，就在中国的封建宗法社会。这种“奉先寺格局”与宗法专制下的封建社会处处相契、重重相合，是中国封建制度的一个绝妙的缩影。
◆ 由“哈佛”到“佞佛”，由“热烈”到“疯狂”，这个“无我”而“痴呆”的北魏王朝必须为此埋单。
◆ 轻脱放纵和笃信佛教应该是矛盾的，然而胡太后将两者拢在了一起。
她在洛阳建造了永宁寺，保佑她远离劫难，同样保佑北魏王朝的安宁。
永宁寺浮图，是当时洛阳的标志性建筑，一个象征。犹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伦敦维斯特敏斯特教堂的大笨钟，纽约哈得逊湾的自由女神。
但，靠山山倒，临水水流，靠佛佛走。北魏大势要去时，佛祖并不相救。
属意洛阳的漠北人
东汉末年，借着镇压黄巾起义，各方军阀纷纷割据，内战连绵。
内战发展到最后，三个军阀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站稳了脚跟，史称“三国”时期。
“三国”指的是“魏”、“蜀”、“吴”。
丞相曹操，势力最为强大，曹操的儿子曹丕成立了一个魏国；另一个是孙权，据守长江天险，建立吴国于江东，国力次之。
最小的军阀叫刘备，兵少将寡，靠拜把子兄弟关羽和张飞，四处征战，立足艰难，后来聘请了一位军师诸葛亮，建议他去相对闭塞的西蜀发展，听从了，果然成就了一个国度：“蜀”。
关羽的首级葬在洛阳，故而本书后面将有专章对关羽和关林等史事进行讨论。
“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被曹家的手下臣子司马家族统一为“晋”。
晋是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朝代之一，公元263年，司马昭发兵攻蜀后，魏帝以并州等十郡封其为“晋公”，灭蜀后进爵为晋王。公元265年其子司马炎自立为帝，定国号“晋”，都于洛阳，立晋后又灭吴。
司马炎是为“晋武帝”，他施行了一系列进步政策，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接着分封诸王，并于公元277年遣诸王各就其国。
为避免重蹈东汉末期诸州割据的覆辙，武帝裁撤州郡兵力，解除天下武备，避免权臣专政，显示天下太平。
《晋书》记载说：大郡武吏百人，小郡有武吏五十人。大国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全国到处都没有常备防御军，因此晋朝没有出现诸侯割据。
公元290年，晋武帝去世，公元300年前后，由于外戚杨骏擅权和皇后贾南风干政，晋朝发生宫廷内乱，家族内部倾轧不休。
分封于各地的“王”纷纷起兵讨伐宫廷内的所谓擅权分子，史称“八王之乱”，加之北方匈奴、羯、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不断南犯，旧史称“五胡乱华”，晋朝仅在洛阳存在了半个世纪，便不得不南渡建康，于公元307年另安政权。
晋被扯开，成了两个阶段，史家把洛阳的“晋”叫“西晋”，建康的“晋”叫“东晋”。
在“晋”的晚年，确切地说，在“东晋”的晚年，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发展得一点也不弱。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就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它在公元386年由拓跋珪建国称帝，都于山西平城。
北魏建国以后，迅速向南开拓，相对宽容的政策取得了河北、山东等地的著名士族豪强的支持，他们帮助北魏从原始的游牧生活向较为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转化，参照前朝政治，制订出一系列礼仪和法律制度，推广，逐步见效。
北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一天天强大起来，于公元439年统一了我国北方地区。
但从本质上讲，当时的鲜卑族拓跋部是一个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族，它的统治也是低档次的和野蛮落后的，在它的统治区，尤其是鲜卑族区域，各种社会矛盾日积月累，越来越复杂和尖锐，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彼伏此起。
生于公元467年，卒于公元499年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三岁时被立为太子，五岁接受父亲献文帝的禅让，当上了北魏皇帝。
拓跋宏年幼即位，无法理政，朝中大事均有冯太后做主。
冯太后比较具备政治才能，也并不因循守旧，敢于进行政治改革。
冯太后辅政期间，曾推行了三长制、均田制和租调制度，在不触动地主阶级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将广大农民牢牢地栓在土地上，保证了北魏朝廷的租调收入和徭役征发，对巩固他们的定居农业生活和进一步封建化起到了十分积极作用。
公元490年，冯太后死了，二十三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办的第一件大事，他就是把都城从北方的平城迁到中原的洛阳。
脱“卑”入“汉”
北魏的开国君主拓跋珪曾经被前秦的军队俘虏，他因此结识了当地的汉人士大夫，学到了不少了汉文化和汉人军事知识。
建立了北魏以后，拓跋珪仿照洛阳的城市建设，修建了自己的都城平城。他非常重视汉人的文化，不少汉族知识份子在他统治的时候得到重用。
后燕的汉族大臣崔燕非常名声，在北魏攻打后燕的时候，崔燕在逃跑中被俘虏，拓跋珪不以他是汉族人而低觑，拜他为尚书。
崔燕在北魏朝廷主持了当时很多战略性的重大决策如不久就提议拓跋珪建立太学。
拓跋珪建立了太学，学生达到了三千多人。
拓跋珪谦虚地询问汉族士人：“您说什么可以让人增长知识和智慧呀？”
汉族士人回答道：“书。”
拓跋珪即派员到各地去收集书籍，运往平城，建立国家图书馆。
拓跋珪是在公元439年统一黄河流域的，疆域扩大，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尖锐，青、齐、洛、豫、冀、秦、雍、徐、兖等州相继发生起义，北方边镇一带反抗和逃亡频繁。
北魏新生的封建中央集权与旧部落显贵的矛盾，北魏统治集团与汉族地方豪强的矛盾、及其与各族人民的阶级矛盾，到拓跋宏统治时期已是十分尖锐了，形势逼着他实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全面而深入的改革。
拓跋宏的第一举措是：南移政权，迁都洛阳。
当时，平城作为首都，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弊多利少，确实已不适应。
经济上，平城地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在京城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粮食供应经常发生困难。
军事上，平城地处边境，北部的柔然部落经常骚扰，威胁京城安全，而以平城为中心统治其新近获得的黄河流域地区，鞭长莫及，十分不便。
再说，为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平息各地不断发生的反抗起义，拓跋族也亟待实行汉化政策，与汉族地主阶层进一步合作。但平城作为京城，鲜卑贵族集中与此，保守势力强大，推行汉化政策阻力巨大。
拓跋宏看到了矛盾和问题，也看到了前局和未来，于是决意迁都洛阳。
当时的洛阳，地处黄河流域中心地带，交通便利，社会经济、文化均很发达，迁都于此，便于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进一步还便于攻伐江南，统一全国。
迁都洛阳的动议，遭到鲜卑族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
鲜卑贵族世代居住平城，关系盘根错节，地域感情深厚，坚决不愿离开。
孝文帝为实现迁都制定了周密计划。
首先，做了大量的舆论工作。孝文帝用阴阳五行说来解释迁都洛阳的必要性，宣传说西晋德金，北魏德水，同时北魏是继西晋以后的正统王朝，肩负统一全国的重任，而要统一全国，就不能偏居北方，应该像以前各个朝代一样，定都洛阳。
其次，孝文帝又花大力气说服一部分鲜卑贵族，使他们支持迁都。向他们说明，迁都洛阳是为了一统天下，如果偏居平城，只能孤陋寡闻，无法实现千古大业，最后使一大批鲜卑贵族放弃保守成见，同意迁都洛阳。
为了顺利迁都洛阳，孝文帝以南伐为名，亲率二十余万大军南下，特命鲜卑旧贵族携带家眷，随军而行。
当孝文帝的南伐大军开进到洛阳之时，恰值洛阳湿季，秋雨连绵，道路泥泞，四处积水，备极不便。
鲜卑旧贵族久居气候干燥的北方，加上长途行军之累，从未经历过的雨淋风侵，令他们痛苦不堪，不愿继续南行，纷纷跪在孝文帝的马前，请求孝文帝停止南伐。
孝文帝对他们的心态了如指掌，见此情状，故意装出十分恼怒的样子，训斥他们说：“南伐是祖宗既定的大业，现在几十万大军正在冒雨行进，还没到前线，你们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这太不象话啦！谁再阻挠南伐，我将按祖宗之法治罪！”训斥完毕，继续催马行军。
跪在马前的鲜卑贵族见皇上又要前进，连忙接着哀求：“皇上您只要暂停南行，您说什么都行。”
孝文帝见时机已经成熟，趁势下马，朗声说道：“你们忍受不了雨淋疲惫之苦，不愿继续祖宗既定的南伐大业，我只好答应你们的要求，但你们要听我的话，就将此地立为国都，等待时机，继续南伐，不辱祖宗之命。”
这么一说，众臣也就只好答应，再也无法反对迁都洛阳了。
斯时系公元495年深秋，孝文帝利用保守势力恐惧南伐之苦，终于喜剧性地完成了自己的迁都计划。
迁都洛阳之后，为了进一步缩小民族界限，取得汉族地主的支持，孝文帝强力推行汉化政策，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一步，改革官制。
孝文帝任用王肃，参考魏晋南朝的制度，对北魏的官职名称、礼仪和法律进行改革，使北魏政权从组织上进一步汉化。在任用官吏时，重视选拔汉族人才，凡贤能的汉人都可得到重用。
原先在四处征战中，北魏的部队招纳了不少汉人，但汉人在拓跋部队内备受欺压，随便可以打死，胡来喝去，为“一钱汉”——只值一文钱的汉佬儿。拓跋弘的政治改革提高了汉人的地位，连各种风习也要向汉人靠拢，汉人兵卒也扬眉吐气了，有的还提干了。
第二步，孝文帝下令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
在服饰方面，抛弃了夹领窄袖鲜卑服，一律着汉制袍褂。
在语言方面，鲜卑族原用本民族语言，朝廷上原来鲜、汉杂用，定都洛阳后，他下诏宣布鲜卑话不得用于朝廷，若有违犯，立免官职。
在推广汉语的具体实行上，三十岁为界。三十岁以下官员，在公务中必须讲汉语，三十岁以上难以改变的，暂不强求，但在朝廷上不准使用北俗之语。
鲜卑族多为复姓，如拓跋、独孤、步大孤等，与汉族不同，显示着民族差异，不利于民族合作。定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下令把鲜卑复姓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将拓跋氏改为元氏，独孤氏改为刘氏，步大孤改为陆氏，同时规定随迁至洛的所有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籍。
随着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孝文帝还借机确认了门阀制度。拓跋氏改为元姓，因系皇族、名望最高，其余的穆、陆、贺、刘、楼、于、稽、尉为鲜卑族首姓，与汉族的著族大姓相当，从而彻底抛弃自我，实现了脱鲜卑而入汉，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进一步合流，民族矛盾显著缓和，民族团结显著增强。
为了断绝拓跋贵族的最后一点念想，孝文帝规定，所有公务员死后也必须葬在洛阳。
孝文帝的脱“卑”入“汉”之举，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对。
孝文帝乃对反对派进行强力镇压，以保障改制措施的顺利推行。
元恂是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被孝文帝立为太子的，但他只喜骑射，不爱读书，对汉化政策极为抵触，在宫中穿鲜卑服装，散布洛阳气候炎热潮湿，不如平城干燥凉爽等怪论，孝文帝多次批评帮助无效。
元恂非但怨言怨行，还在公元496年组织反对派，联络鲜卑遗老，密谋返回平城，再建政权。
孝文帝在嵩山调研，闻知元恂的最新动静后，迅速返回京城洛阳，将元恂召进宫中，痛打一顿，并撤销了其太子名分，将他囚禁于后宫。
后来元恂不思悔改，孝文帝忍痛将之处死。
对保守势力的及时镇压，确保了迁都及汉化政策的贯彻执行。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拓拔宏——元宏这位英雄，其奇特举措，实为中外历史所罕见。
孝文帝是坚毅和强大的，他完全不理会几乎所有人的反对，按着自己的规划，几乎是独自一人，一步步把鲜卑这个来自遥远北方、茫茫草原的桀骜不驯的民族引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轨道上来。
元宏是明智的，他看到了汪洋大海，细小的自己不想被淹没，就必须变成水，融入来。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使北魏获得了较快与较大的发展。
元宏的眼光，实在是比他的儿子，比他的那些臣下远大得多，因而他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不愧为增光洛阳古都的一代明君英主。
顺应历史潮流，放弃本民族旧俗，冲破重重阻碍，强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以鲜卑族为中心的北方各民族的封建化，后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元宏选择的是一条先进的路。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血火与毒品的较量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如果想长久地统治，必须得有一套划分等级、维持秩序的思想。
宗法与等级是每个王朝行使政权的伦理基础，否则只凭强权，再无敌的军队也无法阻止天下的分崩离析。元宏这样思考。
元宏的目光已经越过了滚滚长江，投射到了烟雨苍茫的南方大地。
他怕他的王朝象匈奴，以及其他很多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那样，只是在辽阔的北方大地上象一阵狂风刮过，扬起满天黄沙后便烟消云散。
元宏日夜企盼着能有一天，“魏”字大纛能飘扬在日月照耀下的每一寸土地上。他力排众议的推行汉化，正是为了那一天做着准备。
在无力创造更为合理、更为先进的理论之前，用固有的、较为先进的思想体系作为政策的基础，是异族面对新天地无奈而明智的选择，这也就是元宏实施汉化改革的本质。
以宗法与等级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被统治者精心培植，已经远远凌驾于百家学说之上，汉武帝后就已经是每一位雄主的首选意识形态文化。因而外来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汉化，几乎也就是儒化的代名词。
在羯鼓琵琶强劲的节奏里，在丰盛的羊肉酪浆的香味里，元宏独坐深宫，轻轻咂着奶茶，恭恭敬敬地翻阅儒典经书，目光生涩地在一列列方块字间游走，如饥似渴地寻觅下一步的方向。
元宏期望他的朝廷里依序站立的，不再是那些筋肉暴起、虬髯满面、满身腥膻的粗豪大汉，而是一些峨冠博带、大袖飘飘、文质彬彬、低眉顺眼的白净书生。
元宏视为圣教的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力量确实是巨大的。
不管你曾经是多么野蛮的民族，只要真正开始把儒家的理论作为统治的政策，无论真心也好，借用也好，天长日久，渐渐就会不知不觉受其影响。
元宏也真的逐步浓化了朝廷的儒学氛围。
从马背上翻身下来的北魏王朝，沉醉于儒学的熏风，缓缓地褪去野性，慢慢地消磨桀骜，渐渐地滋生温柔。
儒家的宗法等级教诲使北魏统治者弯弓握剑一双双毛茸茸的大手渐渐低垂，皲裂而宽大的手掌渐渐白嫩光滑，小指不知不觉地翘起来了。
昔日翱翔在北方的无敌雄鹰，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北魏军团，就这么在儒教的熏陶下，慵懒地享受起宗法等级的大福，一日日地穷奢极欲起来。
当时的魏朝宗室和贵臣互相比富，暴殄天物。
高阳王元雍，富可敌国，宫室园圃和皇帝的不相上下。他有僮仆六千，乐伎五百，出则仪卫塞满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顿饭就吃掉几万钱。
尚书令李崇和元雍身家差不多，但他生性吝啬，常对人说：“高阳王一顿饭，够我吃一千天的。”
河间王元琛常常想和元雍斗富。他养马的马槽都以纯银打制；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珠。跟诸王宴饮时，酒器有玛瑙碗、赤玉杯，制作奇丽，中国所无。
元琛大张女乐、名马以及各种奇珍异宝，又带着诸王遍观自己的府库、金钱、绫锣绸缎，耀人眼目，不可胜计。
元琛为不能跟前朝的洛阳著名富豪石崇“斗富”而心怀遗憾，对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
鲜卑的帐篷早丢了，现在，他们的园宅“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花林曲池”，这是《洛阳伽蓝记》中的纪实描绘。连见多识广的南朝豪贵出差待洛阳，看到了都瞠目结舌。
腐败，是儒家种子必然要结出的恶果。
腐败，必然埋下王朝滑向覆亡的祸根。
而在北魏王朝的背后，正象开疆拓土时的北魏那么矫健的突厥人、柔然人，血红的瞳子死死地盯牢了这个渐在变得温情脉脉和无比糜烂的朝廷。
突厥和柔然根本不晓得什么宗法等级的儒学理论，只是一下又一下用力地磨砺着刀、箭，在大漠、在草原，无日无夜地操练着武功，刚饮过马血的猩红嘴角，遥对着北魏洛阳巍峨的宫阙，流露出讥讽而又残酷的冷笑。
甚至轮不到突厥和柔然发难，即使是北魏自己肚子里，有些见到方块字就咬牙切齿的武将早就不耐烦了，日日夜夜地在阴森森的密室里，用鲜卑语重新浇灌着野性，让它生长。
汉化的结果，事与愿违。
也许是元宏的眼光太远了？他在天下未定，尚需武力的时候，用礼乐治世的儒家学说，削弱了自己原本强壮的身体，冀望脱胎换骨的武士过早地吸食了大量的海洛因或冰毒，结果呢？
譬如一只急剧生长中的龙虾，再需要换壳，也先得等战胜身边的敌人，廓清战场之后。否则，为了那个更舒展、更宽裕、更有纵横余地的新壳，而早早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蜕下旧壳，露出毫无抵抗能力却香嫩诱人的肉身，结果必将成为仍旧披着坚硬老壳的对手的美餐。
何况元宏的族人也跟不上元宏的思路和步伐，不理解主上的高远见识，因而北魏王朝的“换壳过程”不得不进行得分外艰难，成果也不得不变得扭曲和丑陋。
就算是同样的健壮，同样的敏捷，同样的训练有素，双方交战，其中一方念念不忘三纲五常，常常深思仁义道德，那么，他的动作将会因为他的思想而迟缓、沉重，他的锋刃也会因此而钝软、无力，他必定会败给全部精力集中于手中武器和攻击目标的对手。
在遥远的西方，古希腊时期，对于文明与武力在统治中的轻重作用，斯巴达和雅典就进行了多年的实践尝试。
斯巴达的子弟，出生就得洗“酒精”澡，熏晕了的扔掉，七岁就得进入军营，光头赤脚，布衣草席，严格军事训练，定期鞭抽棒打以练耐受力，直到六十岁。他们全员从军，十分排斥文化，只要求能读会写，讨厌夸夸其谈。
而雅典却盛行文学与哲学，人人言辞华丽，谈吐侃侃，出了大量的诗人、哲学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雅典人崇尚稳定，害怕军事，只鼓励人们娱乐，在“伯利克里”时期，官方设立“观剧津贴”，谁去看晚会给谁发钱。
可是当斯巴达和雅典发生碰撞时，诗人和哲学家就不可避免地输给了排斥文化的斯巴达——公元前410年前后数十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便是这样生动的一课。仅仅过了几十年，迅速崛起的马其顿，灭亡了整个希腊。
造化无情，冷兵器时代，它总在庙堂之外，在蛮荒之处，源源不断地产生着一批批新的野蛮力量。
新的野蛮力量，直接、干脆，所有的心思都在血与火，他们用兽皮包裹着钢铁般的肌肉，腰间系着战败者滴血的人头，挥舞着冰冷锋利的大刀，从荒寒苍凉的远方呐喊着，咆哮着，向所谓温柔敦厚的“新文明”冲杀而来。
可能，新的野蛮力量会在胜利之后也将变得温柔敦厚，但一般来说，血迹未干，更远的远方，嘶叫着的鸣镝再度破空，惊心动魄的马蹄声再度响起……
至于北魏，还有非常奇特的一个问题：如同北魏彻底抛却自家传统，一头扎入汉家文化的方式一样，它也在不知不觉中捐弃既有，失足滑进了“佛”的大坑……
脱“儒”入“佛”
北魏之时，佛教在中国已经生长有些年头了，北魏诸帝大多信奉佛教。
佛教的传播和影响，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当北魏还是北方的鲜卑族拓跋部落的时候，佛教势力对它的政治并无影响。据《魏书·释老志》记述，“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
拓跋氏逐渐强大，在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王朝的过程中，与汉地的交通、思想和文化交流也频繁起来，也开始与佛教有所交涉。
道武帝拓跋珪在攻略黄河北岸时，所过僧寺，均致以礼敬。
道武帝曾阅过佛经，曾派人致书隐于泰山的著名僧人僧朗，以表恭敬之意，当然他也感兴趣于汉人中的黄老之术。
地处西北的凉州，是汉地与西域的交通要道，佛教历来发展兴盛。
北凉虔信的佛教徒们译有《大集经》、《悲华经》、《金光明经》、《菩萨戒本》等多部大乘佛教经典，还有对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影响最大的《涅槃经》。
凉州译经，或谈佛性、或论涅槃境界，或讲密咒效验，或为佛菩萨本生，大多带有很大的宗教实践性，对中国佛教佛性论及顿悟说的产生起过重大作用。
北魏太武帝公元439年平定凉州，将凉州居民数万户迁往京师，其著名的沙门、佛学也随之东迁，于是北魏佛教很快地发展起来。
伴随着佛教的发展，平城出家的僧尼数量开始增多。
出家为僧，可免去政府的赋税徭役，所以许多在权贵剥削和压迫下无法谋生的百姓被迫出家，也有为逃避赋税徭役而进入寺院的。
在僧尼泛滥的情况下，统治者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僧务管理机构以便于进行统一管理。北魏就建立了管理僧务的机构，最初名监福曹，后来改名为昭玄寺。
昭玄寺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还置有功曹、主簿等官职，以管理诸郡沙门。因而又叫“沙门统”。
京内有管理僧务的机构和官员，地方上，各州、镇、郡则有维那、上座、寺主等地方僧官，构成地方僧务管理机构。
北魏的僧官管理僧人，除了依据朝廷的法典外，主要靠僧律，戒律。
中国佛教的戒律，相传起始于三国时的昙柯迦罗。据《高僧传》等史料记载，三国时，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因见“道风讹替”，出家为僧者没有自己的戒律戒规，只是剃去头发以示与在俗者的区别，所以应当时一些僧徒之请，译出《僧戒》，此为中国佛教有戒律之始。
后来，随着修行实践的需要，一些高僧也曾因地制宜地制立过某些寺制僧规，用以肃众。如东晋时释道安就曾制订过行香定座、六时礼忏、布萨诸法僧制三例，一时各处佛院参照遵行。
北魏孝文帝曾下诏曰：“先朝之日，尝为僧禁，小有未详，宜其修立。”
依诏，沙门统曾刊定僧禁四十七条。这些僧制的具体内容，现已无迹可觅，但在当时，这些具体条令可能确实是佛界的行为规则。
北魏后期的永平元年，即公元508年，魏世宗曾下诏：“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之。”
从魏世宗的诏书可以曲折地看出，当时出家人和在家人遵循的法律是有所不同的。
魏世宗说僧人触犯了法律，除了杀人之罪外，一般的犯法行为，应不受世俗法律之惩罚，而可按照佛教的僧制加以处罚。
难怪众人都要“出家”了，免除税务与徭役在先，宽容刑罚与规矩在后，连宋代僧人也羡慕北魏：“为僧者苟未修行，但能避刑宪，亦逍遥之上士也。”
当时佛教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寺院经济力量的不断强大。
寺院不仅拥有大量钱物，还拥有大量的田地和房产。之后的隋唐时代，中国佛教宗派四立，就跟寺院经济的无节制发展有密切关系。
佛有大则曰：僧人应靠乞食为生，不能拥有私人财产。这是佛的基本教义，但是，僧人太多了，国家资助不及，信徒、施主的施舍不够，怎么办？
为了维持日益庞大的佛教僧团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维持社会稳定，必须使僧人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
这样，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就顺理成章了。
东汉末年以至北魏，封建土地所有制显著发展，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逐渐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这种威胁统一局面的政治因素一直不能消解，宗法等级的儒学非但无法减弱它，还会增强它。于是统治者就要寻找另外的教化方式来应对局面。
孝文帝实行改革，立三长、行均田，与豪强地主势力争夺荫附，是行政措施。
思想教育也得跟上，孝文帝“高唱礼乐，尊崇儒学”，实际上却不得不“借重佛释，扶助僧寺”来教化民众，维持治安。
寺院经济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自然要成长，成长，蓬勃成长。
蓬勃成长的寺院经济，结果是无度膨胀，乃至失控。
《释老志》言，公元518年，洛阳城内佛教寺院已超过五百座，而且“空地表刹，未立塔宇”者还“不在其数”，洛阳民宅被寺院夺去三分之一。
《洛阳伽蓝记》对寺佛泛滥成灾有更详细的描述，如不赘引。
首都洛阳如此，州镇的僧寺也同样比赛一般侵夺小民，广占田宅。如长安中兴寺的稻田望不到边，还有百顷的大果园。
全国“凡厥良沃，悉为僧有。”这还得了吗？
北魏的皇帝、妃嫔、权贵、大臣，为求所谓功德，造寺立像，所费更其无数。
《魏书·释老志》是北魏当朝史官魏收所撰，详细记载了北魏王朝恶作剧式的“哈佛”与“佞佛”——
兴光元年——公元454年秋，魏文成帝在五级大寺内造释迦立像各长一丈六尺，用铜二十五万斤。
文成帝和平年间，公元460年至465年，魏帝命昙曜于平城西边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石像各一，高的七十尺，低的六十尺。
昙曜还依山就石，建立了一个大佛寺，名曰灵岩寺，可容三千多人，所凿佛龛，栉比相连，延绵三十余里，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开凿之始。
兴安二年——公元467年，魏献文帝造七级塔，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敝，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金六百斤。不久又造三级石塔，高十丈，全部用大小石块构成，即为京华壮观。
孝文帝迁都洛阳，石窟开凿也由平城迁到洛阳。
宣武帝时于洛阳南边伊阙山仿平城灵岩寺石窟开凿，前后石窟三所，共耗人工八十万。此即洛阳龙门石窟。
孝明帝熙平中，公元516年至518年，在洛阳城内起永宁寺，九级石塔，高四十余丈，上有金铎一百二十枚，银铃五千四百枚。大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较短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像五躯，僧房楼观一千余间。
北魏统治者不仅大量建寺造像，还广度僧尼——
文成帝于公元452年下诏，令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建塔，凡是愿意出家为沙门者，不论长幼，听任出家，许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边远地区三十人。
文成帝先后共度僧尼三万许人。
孝文帝时，每逢四月八日及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下州三十，并令以为常准。
孝文帝曾在永宁寺设太法供，一次就亲度僧尼一百多人。
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北魏官方统计，全国各地有寺6478所，僧尼77258人。而至宣武、孝明帝时，北魏境内寺院已达13727处。“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三百万矣，其寺二万有余。”
佛的无度泛滥，为北魏埋下了覆亡的祸根。
龙门，宗法的标本
发端雕凿于北魏的龙门石窟，诚为北魏佛教工程中的重中之重。
石窟的扩展凿建，起起伏伏，一直后延到隋唐时期。2000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将其录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洛阳龙门石窟，这处古老的石头的奇迹，使多少人为之频频地回眸与久久地思索。
然而，千秋百代以来，因为龙门石窟的凭佛而生，借佛而在，很大程度上障碍了人们的眼睛，限制了人们的脑筋。我说的是：站在洛阳龙门，仅仅看到“佛”的人太多太多。
洛阳龙门石窟果然是个纯粹的佛国吗？我是敬重佛教的，我因此或仍然说：不是。
为了更好地观察龙门石窟——具体地讲，是龙门西山石窟——的全貌，让我们退到伊河东岸的公路上，继而更远地退到东山的一座平台上，试试看到了什么。
解析几何学上将坐标横轴与纵轴的交点叫做“原点”，又以直线之一端为枢旋转而生角之后形成的尖端即角之顶、圆之心为“原点”。
依此看来，“原点”不仅仅是个重要的位置，而且是个解析与认识的关键，我想找到这个并非无足轻重的龙门石窟的“原点”。
密如蜂房的龙门石窟群落尽收眼底，而且，我所谓的“原点”是存在的。
假设用一架巨大的观测器来衡量龙门石窟的总体格局，其中心点——原点便会很自然地落在公元675年所开凿的“奉先寺”上。
第一象限、第二象限是龙门山头的苍松翠柏，是石窟群雕的柔美的背景；第三象限是古阳洞、石窟洞、火烧洞、药方洞等次大型洞窟；第四象限分布着宾阳洞、潜溪寺、摩崖三佛及万佛洞等，这些同属于次大型的洞窟与左边的第三象限大致对称，而且所有这些次大型洞窟均位于奉先寺高度之下，呈拱卫之势。
当然，大多数次级洞窟的开凿年代比奉先寺要早，没有办法，可是，万佛洞却开凿于公元680年，较奉先寺晚十多年，它也屈居其下，是因为比奉先寺更高的地方找不到“万佛”们可以居住的宅基吗？不，不是。
是什么呢？是“万佛”这些小小老百姓不能冒犯“卢舍那”这“一躯独尊”的“圣上”，是封建等级的铁律使然。
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危言耸听。其实，只要退得更远一些，退到可见其更宽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开阔地，就必然发现封建法则对一千多年前石窟开凿者们的潜意识的左右。
单是站在龙门东山西望而得的地理发现就大发议论，也近乎妄言谬说。那么，就让我们进一步地“切入”，走进这个巨大的雕像村落的中心——“中央集权”之所在奉先寺——看一看吧。
许多仅仅认为龙门是“佛国”的人也将奉先寺作为龙门石窟的代表，因此解析龙门石窟以它为“原点”是找着了、找准了对象。
可以说，认识了奉先寺，也便基本上认识了龙门。
中国人本来就有着造像膜拜的传统习性，一个泥胎面前就可以跪倒千千万万的人，东汉永平年间去印度请来佛人和佛经之后，国人的这种传统习性大行其道、大得发展。
发展到什么程度？不满足于印度式佛教造像的神秘、空灵、难悟甚至无解，不断地将造像推向人间化、现实化，亦即世俗化、封建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是自北魏开始的雕凿洛阳龙门石窟，直至唐朝上元年间，国人出力流汗凿出奉先寺，雕出卢舍那。
如今的奉先寺是个巨大的石龛，最初这个石龛归奉先寺管理，后来奉先寺消失了，它袭其名而代之。
奉先寺内造像，计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二供养人。
佛卢舍那，梵文的意思是明亮，或光辉普照，居中结跏趺坐在束腰须弥座上，其他人物对称分列两边。近佛者是两位大弟子——迦叶、阿难，其下是文殊、普贤两位菩萨，再下是多闻、增长二天王及二力士，力士也称为金刚。另在菩萨与天王的间隙处各有一供养人。
主佛卢舍那，其坐像高度为17.14米，其余之像虽为立姿，高度却依次递减，菩萨高13.25米，天王高10.50米，力士高9.75米，二供养人最为矮小，仅有6米。等级显而易见，其高下差别也判然不同。
群雕设计、雕工处理方面的等级差别也十分突出——
你看：主尊有头光、身光层层扩散，胸前的衣纹也是对称的半圆以烘托面部——中心的中心。
卢舍那两旁依次下列的人物，其神情、动作也无不对本尊做出各种各样的呼应，尤其是文殊、普贤这对菩萨，面部略嫌呆板，身姿也略输僵硬，但这决不是古代艺匠的败笔，而是为了突出主尊卢舍那的端庄仪表、宏大气势……
这一切一切，使得奉先寺这一著名巨龛之内的人物群体主次分明、等级森严，宗法特色十分明显。
如此尊卑有序、高下有别，这样的布局处理在佛经中是找不到根据的。
佛教经典里，众生一律平等。
佛教从诞生起，就强烈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等级”。婆罗门教以崇拜血迹斑斑的种姓制度成为新生的佛教的对头。
等级制是佛教的死敌。
龙门石窟是佛到中国后的世俗化工程。
在印度原籍，佛寺佛堂的中心物是浮屠，就是塔，存置寂化僧人灵骨的设施，周围是修行的建筑。印度的僧院，本名就叫“众园”，大家绕塔修行，师徒和乐无间。
佛祖释迦牟尼与他的弟子的关系也只是师徒关系，师傅比徒弟地位高一些，但也不是高到了了不得的地步，因为佛教的本谛是“平等”，无论是乞丐还是国王，是贩夫还是走卒，一样地沉浮在无边“苦海”中，一样地需要“回头是岸”。
进入中国之后，佛住进了四合院模式的寺院，石窟中人物的排布呢，也超越了古印度僧人间的师徒关系。
那么，等级森严、主次分明、尊卑有序、高下有别的这种违逆了佛教本谛的“奉先寺格局”，它的注脚在哪里？
等级特征突出的奉先寺格局，它的注脚不在别处，就在中国的封建宗法社会。
这种“奉先寺格局”与宗法专制下的封建社会处处相契、重重相合，是中国封建制度的一个绝妙的缩影——
你看奉先寺，不是一个世俗的“家庭”吗？
居中是家长，左右是儿子，往下是妻妾、家丁、护院、奴仆。菩萨的性别虽然令人迷惑，有说其亦男亦女、忽男忽女者，盖为随缘而变之变性形象，但是《灵宝经》、《楞严经》、《大悲观音》等经典，宋人管道升的《观世音菩萨传略》以及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等俗著，均言观音为女性，再据实考察，与其他造像的衣着、神情进行比较，至少可以说，我们认为奉先寺中的这两尊菩萨为女性——妻妾形象——不是妄言谬说。
再看奉先寺，它同样是一个世俗的“朝廷”。
真命天子高高在上，恭侍两侧的是一老一少左右丞相，一个是饱经风霜、老成持重的迦叶，一个是温驯文静、朴实谦逊的阿难。文殊、普贤两菩萨着艳服，佩宝饰，自然是皇后、嫔妃。多闻、增长神貌严峻、披挂铠甲、手托宝塔、脚踩夜叉，二力士目眦尽裂、赤膊上阵、其状咄咄、其势汹汹，则是几位勇猛威武的将士，随时准备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捐躯。
封建宗法的内核——家长制、等级制等等特征在奉先寺内是何等地充分而又突出！
这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解析与认识龙门石窟的关键——龙门艺术群落的“原点”。这个“原点”当然不是佛教的，那么，它是不是非佛和反佛的呢？
佛教的基本教义，建立在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的“无上之觉”——“四谛”的理论基石之上。
“四谛”是这样的：苦谛，人生一切皆苦；集谛，一切苦难之根源全在人之一身；灭谛，灭绝苦难以到达涅磐的最高境界；道谛，自我净化刻苦修行是走向终极目标的唯一途径。
所谓“知苦思断集，慕灭乃修行”，就是“四谛”之说的集中概括。
修行，修到什么程度？要修到明了“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最后才能进入“常、乐、我、净”的无量佛国。
常，是永恒的存在，乐，是无痛苦的真欢乐，我，是身心俱忘的大我，净，是根除了一切欲望的至净境界。
通俗化的释经者，进一步将佛教的教义诠释为“三大法印”，即三项可资验证的“要义”。一曰诸行无常，说的是万物均无永恒，因而四大皆空；二曰诸法无我，说的是万物均无实体，因而“生”无意义；三曰涅磐寂静，说的是摆脱人世间因果轮回、七苦八难，进入极乐世界，灵魂则得以寂静安宁。
“三法印”更为具体地告知人们：世界变幻莫测，人生飘渺无定，世俗的一切都是虚无的，应当厌弃的，惟有佛国乐土，才是真正的归宿，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这就很清楚了，佛教的精义、要旨是“出家”、“绝世”。
同时我们也清楚了：奉先寺所具有的浓厚的世俗家庭气息、封建王朝色彩与佛教“出家”、“绝世”的精义、要旨是如何地水火不容、相逆相悖。
当我们伫立于洛阳龙门石窟之前，驰骋思想之余，又不仅佩服中国人在造像膜拜方面的聪明与机巧——将势同冰炭的两个极端浑然相柔，压进一龛，障碍了多少人的眼睛，限制了多少人的脑筋。
至今，奉先寺乃至龙门石窟的“等级”观念仍在不知不觉地朝前来参观的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渗透。
这就是“见解龙门”——任见对龙门石窟的解析：一处古老的石头奇迹，一组等级森然的群像，一副中国特色的宗法标本。
哈佛，佞佛，灭佛，兴佛
以北魏最高统治者为首的大批权贵们，疯狂地搜刮百姓，建造佛堂寺院，洛阳城内，宫里宫外，到处都是。
为什么呢？幻想靠“礼佛”消减他们的罪恶，
北魏内宫有一“子贵母死”的旧制，胡太后不但改了它，还设计专擅朝柄，宠养臣下、阉竖、和尚或无赖之徒充当男宠，甚至逼使清河王元怿入宫侍寝，堂堂王爷被自己的嫂子逼而淫之，旷古罕见。
轻脱放纵的胡太后一家人极端好佛，建瑶光寺后，又兴建宏伟的永宁寺。
我们不妨细看一下其极尽奢华之形制：高一丈八尺的纯金实心佛像一座，如同真人一般大小的实心金像十座，玉石巨佛两个；又建九级浮屠，挖地筑基，深及黄泉。浮图高九十丈，上刹复高十丈。夜深人静之时，浮屠风铃飘动，声闻十里之外。
永宁寺主佛殿如同皇宫太极殿一样宏伟，南门如皇宫的端门一样巨大，寺高中有僧房千间，珠玉锦绣充斥其间，骇人心目。史叹：“自佛法入中国，塔高之盛，未之有也。”
世宗皇帝当朝时，曾派宦官白整为孝文帝和文昭高后在龙门山开凿两个石窟，皆逾百尺之高。
太监刘腾又牵头集资，为世宗开凿一个石窟，二十五年之间，用工十八万二千多，竟然还不能完工。
可见，凿佛开山修庙的耗费是多么庞大。
胡太后不停地营造寺庙，并下令各州兴建五级浮图，民力为之疲惫。
她还下令民众子弟入佛门为僧，国内从事生产、军旅的人越来越少。尽管如此，仍然斋会不断，大加施舍，动以万计，府库为之虚竭。
洛阳城内，诸王、贵人、宦官、公主等各建寺庙，相互斗比，但北魏政权从未有过任何施惠子民的举措。
朝廷好之，民间过之，洛阳一带，除了龙门，今天的偃师、孟津、新安、伊川等县境内，凡有石壁，必事开凿……
由“哈佛”到“佞佛”，由“热烈”到“疯狂”，这个“无我”而“痴呆”的北魏王朝必须为此埋单。
其实早在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为平定盖吴起义到了长安，就曾严令“灭佛”。
朝廷有关直属部门在长安某大寺内的麦田里牧马，太武帝入寺检视良骏，该寺沙门请太武帝随从官吏饮酒。太武帝的从官在寺内转悠，见其便室私存大量弓矢矛盾等兵器，赶忙奏报。
当时从行的朝廷重臣司徒崔浩，乘机鼓动太武帝严厉灭佛。
太武帝怒曰：这些武器“本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遂命有司案查抄该寺。
当即搜查，竟又发现该寺有酿酒器具，搜刮囤积隐藏大量钱财，甚至发现该寺“又为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
酿酒、聚财、勾引和玩弄妇女，这酒、财、淫三条均严重违反了佛教戒律，又严重触犯了北魏法令。
寺僧被抓了重罪现行，还有什么可说？
一寺几十人至百把人便被诛杀了。
稍后，太武帝宣令全国，诛杀僧尼，王宫贵胄限时交出各自私养的沙门，“过期不出”，一旦查获则“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
负责监国的皇太子拓跋晃见乃父不加甄别，一概诛杀僧尼，心生怜悯，加以规劝，提议调整政策。建议封闭寺门就可以了，如是则“世不修奉，自然毁灭”。
但太武帝不许。
太子见自己建言不被采纳，便“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
《释老志》记曰，“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
太子，即后谓的恭宗，不仅设法放过了全国大多数的沙门，让其携经卷藏图像逃命，而且还亲自出面款曲规劝，保护著名高僧。
灭佛政策在执行中被部分贵族官员打了折扣，而太武帝出于种种考虑，对太子等庇护佛教僧侣并未追究，而是不了了之。
不管怎么说，北魏太武帝灭佛仍是最残酷、最严厉、最血腥的。至少惹祸违法乱纪的那家佛寺僧侣全部被杀，全国有小部分不改信仰逃跑窜逸的沙门被杀。
所以，中国政教关系史上大规模诛杀佛教僧侣的北魏灭佛，是“法难”史上最殷红的一页。
太武帝灭佛前，有个疏远、排斥、限制佛教的发展演变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僧俗地主间的经济矛盾也是朝廷排佛、限佛的因素之一。
北魏统治者的主体，基本为鲜卑拓跋部落。而北方中原地区，则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因此北魏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力图标榜自己是华夏正统。
而夷夏之争，历来是儒佛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东晋时，有道士顾欢曾作《夷夏论》来论证道居佛上，十六国时，后赵著作郎王度曾以佛为戎神而劝石勒废佛。
太武帝灭佛诏中明确说，因后汉荒君，信惑邪伪，才使佛教传人。
他说“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民矣。”
诏中称佛为“胡神”，并说自己要“复羲农之治”，可见是标榜自己为上承三皇五帝、下挑社稷重任的“华夏正统”了。
但北魏的理论学说显然是牵强的，难以为汉族的地主和百姓所接受的。
世俗地主因为不承认北魏为华夏正统，心存芥蒂，加上佛教的过分增生，过分膨胀，如前所述，必然会侵夺一部分世俗地主的经济利益，愈加引起他们的不满。
皇帝作为世俗地主阶级的总头目，他发起的取缔佛教势力的这场斗争，其实就是世俗经济力量和寺院经济之间斗争的总爆发。
佛教僧尼不必负担国家的租税赋役，寺院控制的农户只向寺院纳粮，不向国家交租，减少了国家的收入，减少了国家的编民。
就是说，北魏寺院经济的过分发展，控制了大量的民户，成为朝廷的严重威胁。
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看出了这一矛盾，于是不断提出建议，要限制佛教的发展。
孝明帝时，张普惠曾谏崇法造寺，他说：“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愚谓从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也。”
任城王元澄也是反对佞佛崇法者，《释老志》中记他曾先后两次上表反对崇佛，一次是因灵太后缮兴佛寺斋会，费损库藏，另一次是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上奏，禁止私建寺院。
《释老志》记载，孝文帝公元486年——太和十年曾下令汰除沙门1327人，灵太后时也曾下令不得私度僧尼，并规定奴婢不得出家，这实际上是为维护世俗的地主阶级利益，以免他们的奴婢都躲到寺院里去。
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从地主阶级整体利益出发，要采取断然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必然的。
不过总的看来，北魏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是不好界说的，灭佛，兴佛，兴佛，灭佛，反反复复，再加上北魏后期国势衰弱，各民族起义彼落此起，统治者无暇及此，这些禁令也就被束之高阁了。
太武帝的“灭佛”，因为一个鼠辈的行径而戛然而止——宦官宗爱谋杀了太武帝。
宗爱也间接害死了恭宗拓跋晃。一夜之间，严厉的灭佛就突然结束了。半年后大赦天下，也就赦免了那些抗拒灭佛的人。九个月后便“初复佛法”，佛教很快又兴盛起来，死灰复燃，愈爆愈烈。
太武帝的嫡长孙在祖父以后直接继位为文成帝。文成帝顺势复兴佛教，经过二十多年的恢复发展，到孝文帝时，达到全国六千多所寺院、七万多僧尼的水平。
太武帝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表态？
佛不相救
北魏王朝的胡太后，这个北魏晚期政治舞台上的超级大腕，“临朝听政”十三年之久，“位总禁要，手握王爵”，在北魏晚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
前曾有述，胡太后是个轻脱放纵而又笃信佛教的妇人。
轻脱放纵和笃信佛教应该是矛盾的，然而胡太后将两者拢在了一起。
胡太后主持国家工作的时代，北魏政局并不稳定。虽然她有“亲览万机，手笔断决”的所谓能力，也泼不灭一次次农民起义的烈火。
在世宗皇帝统治的十五年中，爆发了十次农民暴动，有四次是僧侣领导的。加上孝文帝时期的两次，一共发生了六次僧侣起义。
北魏的僧侣起义，不但捣毁官府，杀死地方官吏，同时还对外公开宣称：“新佛出世，除去众魔。”
胡太后是佞佛的，她认为僧侣作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佛祖的戒律，变成了“异教”。
要铲除“异教”，就必须弘扬“正教”——广建寺院，求法，“弘法”，追求纯正的“原教旨主义”，普渡众生。
因此她在洛阳建造了永宁寺，保佑她远离劫难，同样保佑北魏王朝“永久安宁”。
前面讲过永宁寺的形制浩大，而建造花费之大尤为旷古罕见。
当时朝中大臣们多数反对永宁寺的浩大投资，胡太后一意孤行，不为所动。
《周书·寇隽传》记载：“减食禄官十分之一，造永宁佛寺。资费巨万，主吏不能欺隐。寺成，尤极壮丽。”超高浮图，拔地九十丈。距京师洛阳百里以外，就可以远远地看见它的身影。
公元534年，早春二月，永宁寺巨塔，被一把天火焚燃。在哔啵爆响的烈火下，在遮天蔽日的浓烟中，人们不顾生死的疯狂扑救却近乎玩耍。大火熊熊，三月不灭。甚至一年以后，在战争的烽火中，永宁寺依然弥散着袅袅不尽的烟雾。
近年考古工作者对永宁寺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其地下基础规模惊人。一百多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残存的巨大础石124个，从清理出来的现场可以看到，塔基四周遭火焚后的柱桩，黑黢黢地蹲在那里，仿佛在痛苦地冥想。
永宁寺塔周边的围墙呢？《洛阳伽蓝记》说，“寺院墙皆短椽，以瓦覆之，若今之宫墙也。四面各有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型制似今之端门。”
巨塔和豪华围墙，实质上是一垛血腥四溢的民脂民膏。
民脂民膏堆起来的永宁寺浮图，是当时洛阳的标志性建筑，是北魏王朝的一个象征。犹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伦敦维斯特敏斯特教堂的大笨钟，纽约哈得逊湾的自由女神。
但，靠山山倒，临水水流，靠佛佛走。北魏大势要去时，佛祖并不相救。
边将逃降，宗室谋逆，陆续又有柔然、朔州胡人、沃野镇民破六韩拨陵、高平镇民赫连恩，南秦州豪强等造反，后有边防六镇军民，不堪虐待而造反，狼烟四起，北魏大乱。
北方六镇，是当时北魏在北方的门户，镇守六镇的士兵和“兵户”，是北魏王朝建国立业的基石，处理不好就等于点燃一座军火库。
当佛法不管用的时候，解决暴乱的办法，就只能“以暴制暴”。
胡太后命令当地藩镇平叛。
胡太后并不知道，平叛中，崛起了尔朱荣、高欢、宇文泰……一个个豪强，正在乱世中寻找机会——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在宫廷之内，胡太后先下手为强，鸩杀小皇，另立幼君。
武将尔朱荣以给被毒死的孝明帝报仇为借口，率领兴师问罪的大军，从太原出发，渡过黄河，兵锋直指洛阳。
尔朱荣派劲兵直扑内宫，抓住太后和小皇帝押回军营。
尔朱荣起兵之前，就拥立清河王世子，元子攸作为新皇帝，在洛阳邙山之北的黄河南岸，召集百官前去行宫赴驾。
当北魏王朝那些王公大臣，满朝文武百官到达尔朱荣军营时，尔朱荣引领满朝百官与行宫西北，说要在此时此地祭天。
当王公大臣们聚齐的时候，排列骑兵把他们团团包围。
尔朱荣以天下丧乱，孝明帝崩除为由，皆因群臣的贪虐，不相匡弼造成的，纵兵屠戮。
北魏王朝的精英，在顷刻之间，杀胡太后及及幼主并沉河，两千多大臣束手就毙，惨死在尔朱荣骑兵的刀下。这就是惨烈的“河阴之变”。
尔朱荣废立皇帝，控制了朝中大权。
被尔朱荣所立的北魏孝庄帝不甘心当傀儡，又杀掉了尔朱荣。
尔朱荣的侄儿尔朱兆起兵复仇，杀了孝庄帝，另立节闵帝。
尔朱荣的部将高欢打败了尔朱兆，杀节闵帝，立孝武帝。
孝武帝不愿被高欢所控制，逃往关中，投奔宇文泰，高欢又立孝静帝。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事实上“河阴之变”后北魏就已经灭亡了。
脱“卑”入“汉”的北魏，继续滑行，脱“儒”入“佛”，崇佛无度，佞佛不悟，穷凶极恶，穷奢极侈，笃信永宁寺可以保其永宁，笃信永宁寺顶巅的巨大“宝瓶”可以保其万世平安，孰知佛不相助，亦不相救。
都城洛阳，再热情好客，也挽留不住北魏的执意“归去”……
本章线索景点
洛阳龙门石窟
中国著名的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位于洛阳伊河两岸。经过自北魏至北宋400余年的开凿，据统计，东西两山至今仍存有窟龛2345个、佛塔70余座。龙门石窟是中国古碑刻最多的一处，有古碑林之称，共有碑刻题记2860多块，其中久负盛名的龙门二十品和褚禭良的伊阙佛龛之碑，分别是书法魏碑精华和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
龙门石窟青山绿水，万像生辉，作为佛教艺术宝库，早在1961年即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00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龙门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1月被中央文明办、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联合授予“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2007年4月，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全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2009年，龙门石窟被中国世界纪录协会收录为中国现存窟龛最多的石窟，创造了现存窟龛数量中国之最。
龙门又称伊阙，这里香山和龙门山两山对峙，伊河水从中穿流而过，远望犹如一座天然的门阙。
龙门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温泉增辉。自古以来，龙门山色被列入洛阳八大景之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龙门石窟开凿于山水相依的峭壁间。它始凿于北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前后。孝文帝在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同时拉开了营建龙门石窟的序幕。龙门石窟经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凿断断续续达400年之久，其中北魏和唐代大规模营建有140多年，因而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北魏洞窟约占30%，唐代占60%，其他朝代占10%左右。龙门全山造像11万余尊，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最小的佛像在莲花洞中，每个只有2厘米，称为微雕。
龙门石窟是历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它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北魏和唐代的造像反映出迥然不同的时代风格。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云岗石窟造像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逐渐变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这些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坚劲质朴。北魏时期人们崇尚以瘦为美，所以，佛雕造像也追求秀骨清像式的艺术风格。而唐代人们喜欢以胖为美，所以唐代的佛像的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胸部隆起，衣纹的雕刻使用圆刀法，自然流畅。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汉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纯朴自然的写实作风，达到了佛雕艺术的顶峰。
龙门石窟也是书法艺术史的宝藏。著名的书法精品龙门二十品是后代碑拓鉴赏家从龙门石窟众多的石刻造像题记中精选出来的书法极品。这些碑刻不仅记录了发愿人造像的动机、目的，还为石窟考古分期断代提供了依据。清代学者康有为曾大力提倡整个社会书写要用魏碑体，还称赞魏碑有十美，如：笔法跳跃，结构天成，血肉丰美等。时值今日，魏碑体还作为标语、装潢用字广泛使用。由此可见，二十品在书法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龙门石窟是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但它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时尚。石窟中保留着大量的宗教、美术、建筑、书法、音乐、服饰、医药等方面的实物资料，因此，它是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
香山寺
龙门石窟香山寺与龙门石窟西山窟区一衣带水，隔河相望，与龙门石窟东山窟区和白园一脉相连，并肩邻立。
香山因盛产香葛而得名。香山寺微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唐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印度来华高僧地婆诃罗（日照）葬于此，为安置其遗身重建佛寺。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阳称帝，建立武周王朝，梁王武三思奏请，敕名“香山寺”，并重修该寺，当时香山寺危楼切汉，飞阁凌云，巍巍壮观，武则天常驾亲游幸，御香山寺中石楼坐朝。留下了“香山赋诗夺锦袍”的佳话。
宋代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十一中，有妙趣横生的记述：“武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夺锦袍赐之”。唐代诗风很盛，武则天对胜出者“赐以锦袍”，奖品不见得贵重，但却是难得的荣誉，群臣当然各不相让，奋力争夺。首先成诗的是左史东方虬：“春雪满空来，触处如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武则天觉得东方虬文思敏捷，又才华出众，立即把锦袍赐给了他，而此时，多数大臣也相继成诗，经当众诵读，一致认为宋之问的七言诗更在东方虬之上，武则天遂决定把锦袍赐给宋之问，“香山赋诗夺锦袍”也成了诗坛上的一段佳话。而这段典故所发生的地点—石楼就位于香山寺内。
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河南尹白居易筹资六七十万贯，重修香山寺，并撰《修香山寺记》，寺名大振，这篇文章开篇第一句即是对香山寺的推崇“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与如满和尚等人结成“香山九老会”吟咏于该寺的堂上林下，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遗命葬于香山寺如满大师塔侧。
宋金时期香山寺犹存，元末废弃，清康熙年间重修，乾隆皇帝曾巡幸香山寺，称颂“龙门凡十寺，第一数香山”，这句诗摘自他当时所作的诗《香山寺二首》，被镌刻在石碑之上，位于香山寺的乾隆御碑亭就矗立着这块石碑，已有两百多年了，清末民国初年，香山寺又渐荒芜了，1936年香山寺进行重新修建后，为蒋介石庆祝五十寿辰而在寺内建一幢两层小楼。蒋介石和宋美龄多次在此避暑，这幢小楼位于香山寺内东南侧，被称为“蒋宋别墅”。解放后，香山寺又进行了多次修葺，2003年上半年完成了对香山寺的改造，这也是香山寺历史上的第五次修复。
新香山寺借鉴唐代风格，对蒋宋楼，乾隆御碑亭，衣钵塔等作为历史文物予以修缮、保留、保护。在原址上新建了钟楼、鼓楼、大雄宝殿，整修了天王殿、罗汉殿、步游道等。
香山寺自创建至今已有1400多年了，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白园
位于洛阳龙门风景名胜区东山琵琶峰上，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墓园，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居住洛阳18年。虽尊为“少傅”，但一生清贫，喜酒善诗，在龙门修香山寺，开八节滩，对龙门山水十分眷恋，死后遵嘱葬于此。
白园内主要景点有青谷区、乐天堂、诗廊、墓体区、日本书法廊、道诗书屋等10余处。
青谷区位于两山之间，有白池、听伊亭、石板桥、松竹和白莲。进入青谷区瀑布飞泻，池水荡漾，竹林清风，白莲飘香，使人心旷神怡；乐天堂依山傍水，面对青谷，是诗人作诗会友之处，室内自然山石裸露，汉白玉塑像潇洒自然，静座山石之上，给人以深思明世之感。站在乐天堂前，可深切回味诗人原作“门前常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回百余步”的内涵；诗廊立石38块，由国内名家书写，行、草、篆、隶齐全，既可以欣赏白居易的名作，又可以领略书法艺术之美。
日本书法廊是为中日书法交流而建，多为当代日本书法名家之作，于2000年3月间对外开放。
墓体区位于琵琶峰顶，从牡丹坛拾级而上即可到达。这里有白居易墓、卧石碑、乌头门及中外仰慕白居易的客人及族裔的立石。墓前型石铺地，墓后草坪如毯，周围翠柏环抱，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白园为纪念性园林，园内建筑古朴典雅，三季有花，四季常青，曲径通幽，是游览的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