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往事》第三章 最“神气”的王朝
第三章 最“神气”的王朝
往事要点索引
◆ 秦以铁和血的方式夺取了天下，这使它在建国之后仍旧信奉武力和强权。
秦帝国的皇帝穷奢极欲，把国家作为他个人的私有财富，这在秦王朝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 刘邦曾经跟着项羽干事儿，他带着军队快步灭秦，项羽不乐意了，在一个叫做鸿门的地方召见刘邦，问罪。
刘邦只好带人前往，见势不妙，说：“我是先帮你看住摊儿。你来了，这不就要把天下给你嘛。”
◆ 汉武帝的脾气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汉武帝的性格是“好大喜功、黩武嗜杀”，但这个以偏执、迷狂、冷酷残忍、喜怒无常著称的皇帝，却清醒地意识到从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迫切需要，发诏执行，统一思想、统一舆论，在学术和仕进上，儒家被定为一尊，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六经”在中国史上渐而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个性思想被灭杀，惟儒学一支独秀。后世各朝不断对之进行修修补补，使它得以独霸中国两千余年。
◆ 青年刘秀先加入绿林军以掩护身份，继而收买铜马军以壮大声势，最后又以镇压和改编的方式，吞并了赤眉军。在夺取军队领导权的过程中，他又以西汉皇族的身份，赢得了地主阶级的支持，终于在洛阳建立东汉政权，使蔡少公的神秘谶语“变现”了。
◆ 光武陵距离黄河之近，总使人担忧滚滚波涛会横杀过来，造成某种后果。是的，我国历代皇帝选择寝葬之所，皆是“背山面河”，以开阔通变之地形，象征其襟怀博达，驾驭万物之志，惟光武陵一反数千年封建帝王葬地选址常规，头枕黄河流水，脚蹬邙山丘陵，成为两千年封建社会史上之孤例，给世世代代的后来人，留下了一个百思不解的谜团。
◆ 东汉时期，具体地讲，刘秀为政时期，“原陵”所处位置是洛阳北部最为肥美的平原吗？当时的黄河又在哪里呢？如何解决墓地高水位的难题呢？怎样避免甚至杜绝盗墓贼的光顾呢？
◆ 话说有日刘庄寝殿春睡，梦中看见一位金人，头上有道白光，在大殿内来回飘游。待要发语相问，却又飞升空中，径直向西去了。
◆ 宦官，这些阉过的公务员公公，心理都有点变态，但凡有点条件便要报复社会，他们一旦专权，贪婪骄横，无所不为，更加黑暗。
在讨灭外戚梁冀的斗争中，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同一日被朝廷封侯，时称“五侯”。他们居功自傲，横行朝野，作威作福，残害百姓，在洛阳近郊，模仿皇宫为自己修建住宅，住宅中的楼阁、池塘、苑园较皇宫也不逊色。
◆ 何进代皇上起草诏书并写私信一封，快马飞递，召董卓火速带兵入京。何进哪里知道，他这是招来了一把“西凉大砍刀”。
都城洛阳，是否有灾难预感？大砍刀来到洛阳，将狂挥乱舞，杀瓜切菜，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 董卓说少帝：“哎呀，怎么会让你干皇帝呢？”转头又对陈留王道，“到底是董太后把你抚养大的，就是聪明，我们董姓人抚养的嘛。我看皇帝可以由你来干。走吧。我把你们领回宫里。有我在，量谁人也不敢咋着。”
洛阳在等待
周统治者的丧权失国，一是分封，一是对其礼乐体制的自我践踏，当然还有外在的因素，就是诸侯国都想和都在谋取霸业。
春秋时期，诸侯蜂起，有的无非相当于今天的一个乡镇，也积极掺乎。所谓礼乐，日渐崩坏，偌大天下，政治观念、文化观念、艺术观念空前繁荣，意识形态百花齐放。
面对民主自由的萌芽，宗法等级制度的卫道士们突出地感到心痛和肉痛。
有个名叫孔丘的穷教书匠，并非贵族，但他被周统治者洗脑洗得彻底，跟史上的伯夷叔齐有得一拼，他认为民主自由属于社稷失序，就一边逃荒要饭，一边四出游说，呼吁天下诸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也”。
孔丘内心有情怀，却手中无权杖，在离乱的时代颠沛流离，在理想与现实的悖谬中不断寻求政治复礼和寻求自我完善，也教育他的学徒们这样做，然而历史大势违拗不得，下场可想而知。
《史记·孔丘世家》载，孔丘在卫国见不到领导，自作聪明走夫人曲线，遭卫灵公的妻子南子戏弄一通后，离开卫国，前往赵、宋，到了宋国，听说宋国的大司马要杀他，于是，带着学徒又逃往郑国。
学徒子贡在逃跑的路上发现孔丘不见了，就到处打听，发现河边有位老人，上前打问。
老人告诉子贡“你说的什么夫子，我没看到”，东门外倒是有一厮，“累累若丧家之犬”。
子贡前往东门外，找到孔丘后，忍不住把老人讲的话转述给孔丘，孔丘说，“累累若丧家之犬，然哉！然哉！”
孔丘“周游列国”，屡屡碰壁，甭提有多气恼啦。
无人领会老孔的气恼，他就独自在逃荒路上敲磬，偶尔让个背着箩筐路过的汉子给听出来了，汉子说老孔的烦恼是“莫己知”：“谁都不搭理你，谁都不理解你啊”。
孔丘惊奇背筐汉子的“搭理”和“理解”，反思自我，确实，该跑的地方都跑过了，没有一个地方收留他，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唠叨，剩下的只有乘着小舢板漂浮出海，侨居夷国了。
孔丘是个“述而不作”的教书匠，一辈子没有著作，但他对无论什么事情都爱说三道四，他的话给学徒们记录整理下来，成了一本《论语》，属于思想道德杂记，后世总被统治者和各色人等利用，各取所需，胡乱发挥。
东周王朝在洛阳奄奄待息，诸侯国四面八方各自为政，你争我霸，纷嚣喧攘，经历了史称“春秋”和“战国”的两个漫长阶段。
战国后期，强胜弱汰，古中国大地上剩下了七个相互抗衡的国家：齐、楚、燕、韩、赵、魏、秦。
十年后的公元前221年，抗衡局面在一个名叫嬴政的人的手中终告完结。
嬴政利用他的计谋与铁腕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大一统的王朝——秦，其疆域东及于海，南至百越，西达氐羌，北到塞外，不可不谓庞大。
政治和军事上的空前胜利，为嬴政的部属们带来了前无古人的高傲和自信。正因为这一点，在翦除六国平定天下之后，文武群臣向嬴政上表，拥其称“皇”，他们的奏表在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记》里有具体的引述。
嬴政的臣子们说，过去五帝有千里疆域，四方诸侯和外国是否来朝见，天子也不能决定。如今，陛下大举义兵，诛灭残贼，平定天下，法律号令空前统一，四海之内全都成了陛下的郡县，从上古到今天是不曾有过的，五帝是比不上的。我等大臣经过商议，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冒死上奏，请陛下号为“泰皇”。
嬴政的部下以功盖五帝的盛名来赞誉他，他犹自不够满足。他做了个决定：“去‘泰’著‘皇’，并采上古‘帝’位号，曰‘皇帝’。”
“皇帝”之谓，反映出了嬴政横扫古今、气吞山河的政治气魄。
在嬴政的眼中，古之圣王也不过一些庸常之辈。他的海内一统、天下归嬴的丰功伟业高可齐天，非借用上古称天的至尊名号不能表述，因此，他的超越古人的霸业要达到内容和名份上的一致，就必须享用“天帝”、“第一帝”的权威。
“始皇帝”的名号就祭了起来。
秦以铁和血的方式夺取了天下，这使它在建国之后仍旧信奉武力和强权。
秦帝国的皇帝穷奢极欲，把国家作为他个人的私有财富，这在秦王朝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统一战争中，秦每吃掉一个国家，都要仿照该国宫殿的样式在咸阳城北复建，所得诸侯美女和钟鼓器物等一并移入其内。
《三辅旧事》记载：“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
秦始皇发兵三十余万进击匈奴，仅仅因为“亡秦者，胡也”一句谶言。
为满足个人意愿，秦始皇征召徒役七十余万人，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秦王朝穷奢极欲恶性发展，导致了作为孤家寡人的皇帝与天下大众之间的尖锐对立。
秦二世为了巩固个人的权位，与宦官赵高密谋对策。赵高声称：“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
赵高的理论就是不要讲什么道理，谁有权力谁说了算。于是秦二世“诛大臣及诸公子”，“六公子戮死于杜”。
在秦王朝，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赵高谋杀秦二世，子婴计杀赵高，都是这个政治定律在发挥作用。
按照历史的惯性，所谓强秦，不可能很快灭亡，但它很快灭亡了，仅仅生存了三世，合计不过十五个春秋。
秦除了为政暴虐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之外，还有更加致命的原因：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权用不好枪杆子了。
在帝国中央最需要保卫的时候，它的主力军队居然全部都远离本土，在边塞作战——针对匈奴和南越！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得不以囚徒组成军队来应付局面。
在帝国生死存亡之际，千方百计追求长生不老的秦始皇却在出巡道上突然病死，驻守南越的五十万主力大军又借机叛变。
公元前209年，民工头领陈胜和吴广不堪逼迫，领导前往工地服役的人员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原六国国君的后代纷纷复立，项梁、项羽、刘邦等人也乱中聚兵。
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秦这个庞大的帝国再也无力维持它形成不久的统治。
当反叛者刘邦的军队于公元前206年冲入秦都的时候，大秦帝国应声而亡。
南宫设酒论英雄
刘邦曾经跟着项羽干事儿，他带着军队快步灭秦，项羽不乐意了，在一个叫做鸿门的地方召见刘邦，问罪。
刘邦只好带人前往，见势不妙，说：“我是先帮你看住摊儿。你来了，这不就要把天下给你嘛。”
刘邦不傻，他只有十万部卒，而项羽拥有大军四十万，于是使出一招缓兵计，俯首称臣以自保。
项羽说：“这就对啦，你小子！”
项羽率部接收秦都，杀了已经投降的秦三世子婴，放火烧了阿房宫，将秦宫中的所有美女和珍宝掳进自家营帐。
秦统治时，终结了分封，把全国都分成了郡县。内地的行政区划叫“县”，设县令管理，边疆的行政区划叫“郡”，设郡守，屯垦和戍卫。项羽把这些全部废除了，复辟为分封。
项羽自己封得东方九个大郡，自立为西楚霸王。另分封了十八个王在各地，刘邦封在汉中，是为汉王。
项羽分封不久，刘邦便暗渡陈仓，出兵东向，跟项羽展开了为期四载的楚汉战争。
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于汜水南岸筑起高台，在众将的簇拥中登上皇帝宝座。
就位次日，刘邦即率领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洛阳，准备在洛阳立都。
皇帝高位来之不易，普天之下将都受着自己的统治，到达洛阳城的刘邦提有多快活了。
刘邦在洛阳南宫大办酒宴，与诸将领举行庆功大会。
刘邦高擎酒爵，对群臣说道：“众位爱卿，你们要对我说实话——我为什么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强大的项羽并做了皇帝呢？”
听刘邦这么一问，大臣高起、王陵马上站起来回答说：“项羽刚愎自用，目空一切，跟随他征战的大臣多遭迫害，贤能有才之人，受到他的怀疑而不被重用。而陛下您指挥有方，用人有德。陛下亲率大军攻城掠地，每得一处，又能安抚当地百姓，与天下人同利。故而陛下拥有四海之内和天下人心。”
刘邦听后摇摇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见众臣诧异不解。
刘邦缓缓论道：“我能夺得天下，并不是我个人才能过世，天下第一。你们知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方面，我不如张良；平定大局，安抚百姓，保障军需物资供应，这方面，我不如萧何；率领百万大军，指挥若定，战必胜，攻必克，这方面，我不如韩信。他们三个人都是英雄，而我能重用他们，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才是我能取得天下的主要原因。”
群臣听了刘邦这番话，仔细思量，感觉确有道理，纷纷点头称是。
南宫酒宴之后，刘邦决定定都洛阳，并下诏安抚百姓，让为逃避战争避居山泽之民，返归故里，恢复生产，减轻税负，让百姓安居乐业。
这样仅仅几个月就收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刘邦对洛阳城进行了一番修整，接下来计划大修宫殿，在此开始他的万世基业。
正当此际，有个叫娄敬的人路过洛阳，在洛阳城停留了数日，去拜见刘邦。
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他认为关中是个保险箱，四周环山，地势险要，都城设在那里，天下无论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关中地区都受不了什么影响。
听娄敬一说，刘邦犹豫不定了，就迁都与否再跟群臣商议。
大臣们纷纷反对迁都关中，并向刘邦分析洛阳的地理形势。洛阳位居天下之中，背依黄河，面向伊、洛，东有虎牢、西有崤山，作为国都十分理想。
刘邦越听越没主意，就问张良的意见。
张良说：“洛阳已经做过数朝之都，地理位置确实十分理想。但洛阳，方不过数百里，存在多方受敌的可能，关中虽然偏僻，但只需考虑东方一面的防务就可以了，两者相比，还是关中稍好一点。”
张良的“高论”促成了刘邦的迁都关中，以洛阳为陪都的决定。
当然，刘邦以后还经常在洛阳处理重大国事，比如“处理掉”了他曾经赞美过的英雄韩信。
刘邦建立的王朝即是西汉，西汉王权早期没有什么思想和理论，传了五六世到汉武帝的时候，出了一个名叫董仲舒的，号称精研起源于周礼经孔丘巩固的儒学，发掘出儒学的宗法等级内核——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
“三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五常”是用以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两者是六经的要点。
董仲舒向汉武帝刘彻谏议“罢黜百家，独尊六经”，他说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可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无所适从。凡是不在礼乐射御书数之内，不属于孔丘的学说的言论，都杜绝其兴起的根源，不要让他们与儒家争道。这样，邪谈怪论便会灭息，天下便有明晰一致的准则，人们便知所从了。
汉武帝的脾气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汉武帝的性格是“好大喜功、黩武嗜杀”，但这个以偏执、迷狂、冷酷残忍、喜怒无常著称的皇帝，却清醒地意识到从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迫切需要，发诏执行，统一思想、统一舆论，在学术和仕进上，儒家被定为一尊，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六经”在中国史上渐而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个性思想被灭杀，惟儒学一支独秀。后世各朝不断对之进行修修补补，使它得以独霸中国两千余年。
汉武帝朝下传过六世，儒术也救不了西汉的败落了，王莽以新朝代之。
但王莽也不知道怎么干。
舂陵姓刘的
王莽的姑母是汉元帝的皇后，靠这种外戚关系，王莽担任了西汉王朝的射声校尉。
当时的西汉王朝，政治黑暗，百姓遭难，王公贵族贪婪成性，骄奢淫佚，朝野都希望有一个道德品行高尚之人出来管理朝政，挽救颓局。
王莽是以一个勤奋好学，为政清廉的官员形象出现的。平时穿戴如同一个穷书生，却踏实肯干，还多次拿出自己的私人财产资助贫穷的读书人，救济贫民和受灾群众。
王莽曾在一次盛大宴会上数次离席，众人问他，他说是侍奉生病的母亲服药，人们因此又纷纷夸他孝顺。
王莽名声很好，不久便被任命为大司马。
汉平帝即位，年仅九岁，凡事不懂。七十二岁的元皇后临朝称制，将一切政事都委托给了王莽。王莽权力大增。
王莽大权在握以后，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又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汉平帝做了皇后。
皇帝赏赐给王莽大量肥沃的土地，他故意辞谢，不肯接受。王莽声誉日隆。
公元8年，王莽认为时机成熟，废掉了汉朝皇帝，自立新朝政权。
王莽应命于西汉的火山口上，实际上新朝矛盾四伏。王莽决定实行彻底的改革，来挽救社稷危机。
他下诏废除奴婢，在长安、洛阳、邯郸等大城市设置五均官，平定物价，调剂物资供应，同时实行盐铁官营，一时间在政治上搞得非常热闹。
西汉末期，豪强兼并土地愈演愈烈，大批大批的农民沦为奴婢。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王莽生了个“托古改制”的法子。
王莽颁布了“王田令”，把全国的土地收归国有，恢复井田制，规定“王田”一律不得买卖。还规定煮盐、冶铁、酿酒和铸钱专营。
新朝实行计划经济，商品价格全部由政府掌握。老百姓到山川河泽打柴、打渔和采集野果、野菜等活动，要向政府交纳十分之一的租税。
同时，王莽还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以聚敛钱财充实国库，但他每次改革，都以新铸的劣质货币兑换此前质量较高的货币。
王莽的托古改革侵犯了地主、商人的利益，这些人就更加起劲地反对他。
为了维持统治，王莽采取了大肆提拔官吏的方法，封了两千多个公侯，但是财政困难，公侯们工资很低，日子过得非常紧吧，有些连基本工资也拿不到手，他们便贪赃枉法，利用手中的职能“赚钱”。
危机四伏，怨声载道。左改右革，新朝仍然卧在火山口上。
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就对外发动战争。
公元9年，新朝大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余万，分十二路进击匈奴，无奈军需匮乏，粮草不继，大军只好逡巡边境。匈奴则兵精马足，纵横冲突，一时间，狼烟四起，警报频传。
没过多久，东边的朝鲜和南方少数民族相继构难。
王莽政权疲于应对，焦头烂额。
公元12年，王莽又多次下诏迁都城于洛阳。
王莽为什么数次下诏迁都洛阳呢？
首先，自西周宗法制确立以后，王朝王位的继承均实行严格的嫡长子承袭制，而西汉王朝是刘邦亲自创下的刘姓王朝，王莽自立为帝，不时遭到天下人的反对。西汉都城长安多年来是刘氏王朝的统治中心，西汉遗老多聚于此，有人手中还握有一定权力，政治上尚有相当影响，若站出来反对王莽伪政权，马上会一呼百应，使新朝产生政权危机。
其次，西汉都城长安偏居一隅，远离中原，需要黄河漕运解决京城的物资供应，长途运输劳民伤财。
其三，洛阳地处中国腹地，地形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以洛阳为都城，可有效地控制全国。
王莽冀望迁都洛阳能改善大局，国内形势却不予等待，西汉末年遗留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没解决，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反而连续激化，很快，在新朝统治区，便次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赤眉、绿林、铜马等农民大起义，为镇压农民起义，迁都洛阳之事便搁置下来。
新市人王匡、王凤公元17年起兵，军卒都将眉毛染成红色，故称赤眉军。
琅琊人樊崇公元18年也聚啸山林，人称绿林军。
为镇压赤眉、绿林起义军，王莽以洛阳为基地，屯积粮食，招兵买马，东进镇压赤眉军。
谁知官军打不过农民军，赤眉军愈战愈勇，很快将势力发展到河南、河北、山东、安徽之间的广大地区。绿林军势力也一天天壮大。两支义军将王莽军打得难以应付。
公元21年，舂陵的地主子弟刘秀加入了新近起义的铜马农民军。
刘秀是个奇志在胸而又极信谶纬之术的人。入伙铜马之前，年方二十八岁的刘秀跟着姐夫邓晨去拜访当时的名士蔡少公，恰好蔡家宾朋满堂，正在热烈地议论国事，刘邓二人坐在众人的最后，听他们谈论。
蔡少公是个图谶先生，在一番高谈阔论之后，他发布了近日来研究图谶的心得：“将来呀，刘秀当为天子。”
座中有人问道：“莫非是国师刘秀吗？”
国师刘秀是当时王莽手下的宠臣，原名刘歆，也是刘氏子孙，却替王莽摇旗呐喊，深得王莽赏识，王莽作了皇帝之后，封之为国师，故而有人发此一问。
座中刘秀听到这里，按捺不住沸腾热血，站起来大声说：“怎么不见得就是我呢？”
满堂宾客闻言，循声瞧去，见是唇须未浓的一个小子，禁不住哄堂大笑。
刘秀面对哄笑，并不争辩，拉起邓晨扬头而去。
从此，蔡少公的神秘谶语却在刘秀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并鼓舞着他向最高统治者的目标前进。
青年刘秀先加入绿林军以掩护身份，继而收买铜马军以壮大声势，最后又以镇压和改编的方式，吞并了赤眉军。在夺取军队领导权的过程中，他又以西汉皇族的身份，赢得了地主阶级的支持，终于在洛阳建立东汉政权，使蔡少公的神秘谶语“变现”了。
这个“变现”也是谶纬促成的。
刘秀率领大军扫荡北方返回之后，众将几乎天天劝他作皇帝。可他说：“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为什么要急着当皇帝呢？”
有个叫强华的马屁小吏则左右翻找，上下搜求，觅得《赤伏符》中一句谶语“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献于刘秀，说是做天子的暗示。
于是刘秀喜笑颜开，依谶称帝。时在公元25年。
兹后又经过长达十数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先后平灭了更始、建世和陇、蜀等诸多割据政权，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纷争战乱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大地再度归于一统。
洛阳等到了刘秀，成为新的首都。
后汉王朝近两百年的统治由刘秀在洛阳开始了。
汉陵谜案与位置见解
东汉开业帝王刘秀打天下、治天下，妙招不少，尤其是执政初期大力奉行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黎民安居乐业，百事繁荣兴旺，可他登极直至驾崩，对占卜、预决之类活动笃信有加，正史野史均有记载，最为突出的便是他的葬地的选择。
光武皇帝陵，老百姓叫它刘秀坟，静穆地存在于黄河岸边。出洛阳市，东北行约二十公里，现在的孟津县白鹤镇东北不远，就看到陵园浓绿如云的森森古柏和若紫若蓝的腾腾云烟了。
光武陵距离黄河之近，总使人担忧滚滚波涛会横杀过来，造成某种后果。
是的，我国历代皇帝选择寝葬之所，皆是“背山面河”，以开阔通变之地形，象征其襟怀博达，驾驭万物之志，惟光武陵一反数千年封建帝王葬地选址常规，头枕黄河流水，脚蹬邙山丘陵，成为两千年封建社会史上之孤例，给世世代代的后来人，留下了一个百思不解的谜团。
不知道曾经有多少人试图解释这个千载之谜，但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令人信服的说法。任见上个世纪在北京大学宣读的论文《东方天象与中国帝制的辅成关系》中，对汉光武帝的寝陵选址曾有简要而又独特的“任见之分析理解”，顺势谓之“见解”，可惜淹没不闻。
民间甚多关于刘秀的传说，其中就有刘秀为自己选墓地的趣事。
据说刘秀的儿子刘庄生性叛逆，做事倔犟，虽然尊处帝王之家，跟乃父犯起犟来，和一般老百姓的孩子毫无二致，民间的总结是：“让他往东他偏往西，叫他打狗偏要抓鸡”，一切反着来。
真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做皇帝的也因儿子凡事对着干伤透了心，随着年事渐高，刘秀为自己的后事焦灼不安。
北邙山是秦岭的余脉，绵延到洛阳一带，石层减少，黄土变厚，而且土质砂黏适度，干燥清爽，十分适合建造墓地，所以古来就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说法。
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富商大户无不大肆破费钱财，在北邙山上掘坑挖穴，安置骨肉之身，以了“不朽”之夙愿，以至于北邙山“墓冢累累”，几无卧牛之地。
刘秀作为一朝天子，若要死后葬埋于北邙山，他要多大地盘都是不成问题的。实际上他正想百年之后葬在北邙。俗话说“知子莫如父”，了解儿子脾气的刘秀就正话反说：为朕我命中缺水，你要把我葬在黄河中。
刘秀的心思是，儿子一定会逆着他的旨意，把他葬在邙山顶上的。
谁知，做儿子的良心发现了，想：老爷子南征北战，辛辛苦苦打下江山，又治理得民富国强，老爷子一死，整个江山就是我的了，可我一辈子都没有听过老爷子的话，也太对不起他老人家了。老爷子叫我把他的墓地定在黄河里，这个最后的旨意一定要遵从。
于是，刘秀死后，他的坟墓果真被安置在了黄河之中，只是过了许多年后，黄河水向北滚动，刘秀的墓地才与黄河南岸连接起来，成了现在这样的地形。
陵墓怎么弄进河里呢？于是关于“葬进黄河心”有了更为离奇的“后续”传说。
那时候当然不会修筑围堰，将上游下游都挡起来。“刘秀治丧委员会”的做法是，集合起朝中所有大臣，排好队站在北邙山头，一个个地问：黄河会不会滚过去？
忠厚老实的大臣们一个个地回答：我看它不会轻易滚动；说实话我看滚不了……这些大臣一个个都丢了脑袋。
杀了快一百个人头的时候，有人不那么死心眼儿了，说：“会滚。”于是奇迹竟然出现了：黄河忽忽悠悠眼瞅着就向北边退过去了。
还有的传说更加邪乎，说不是大臣一个个地被杀，而是童男童女百十人一个个地遭殃。
这类民间故事显然是穿凿附会，极其荒谬的，为解释那个“在水之侧”的墓地选址不惜祭起了“神话”的法宝，甚至还弄得血淋淋的，令人发指。
其实，继任刘秀的东汉明帝刘庄不是传说中那样的人物。
刘庄是刘秀第四子，是刘秀和阴丽华的第一个儿子。从小资质过人，十岁通晓《春秋》，十一岁时在帐幄后面听刘秀理政，发表的意见曾让刘秀称奇。
在史上有名的查人口、论田亩的“度田”活动中，各个州郡的官员进京汇报工作，刘秀看到陈留吏的牍上写有“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字样，就问陈留吏是什么意思。陈留吏说不知道，是在洛阳的长寿街上得到的。
这时，旁边只有十二岁的刘庄插话说，这是教他核查土地的。
刘秀就问儿子：那为什么河南、南阳不能问呢？
刘庄答说：河南郡是帝城，多近臣，南阳郡是帝乡，多近亲，田宅之事，这两个地方违反规矩的自然要多，不好认真核查，所以有这样的说法。
刘秀让虎贲将诘问陈留吏，情况果然和刘庄所判断的一样。
由此，光武帝更是对自己刚刚十二岁的这个儿子另眼相看。
历史上的明帝非但不是一个愚蠢的叛逆分子，相反还在即位后继续执行乃父光武的各项政策，比如宽和百姓、予民休息的做法，基本上一直没有改变，尽管他对各级官吏十分严苛。这样一个沿袭成规的继位者怎么会“让他往东他偏往西，叫他打狗偏要抓鸡”，最后还要先帝耍个小聪明才能入土为安呢？
还有更加重要的历史依据，这就是陵墓的修造时间：刘秀逝世于公元57年，而他的陵墓公元56年春季即开始修建了，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和《东观汉记·卷一》记载，刘秀当时曾向陵墓建设指挥部负责人窦融交代：参照霸陵的修造模式办。
明帝忠于父皇的性格和彼时史家的记载，都在证明：陵墓位置是刘秀自己决定的,不是遗嘱儿子造成的。
既然民间流传的汉光武帝陵选址传说是荒唐的，而且修造墓地是刘秀自己的安排，那么陵墓位置的千载悬疑必须由刘秀来“解释”。
刘秀的笃信谶纬，突出的实例当属“泰山封禅”。
据《后汉书·张纯传》记载，公元54年，大臣张纯进谏光武帝封禅泰山。
张纯说：自古以来，受天帝之命而做人间帝王的，治理国家有了成绩，一定举行封禅大典，向天帝报告自己的成功……我目睹陛下受天之命，中兴汉朝，平定海内，恢复传统，给人民的恩惠象雨水滋润在地一样，使全国人民安居乐业，连边外四夷也羡慕您的恩义……皇上应该趁着极好的时机，遵循古代尧舜的典则，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以宣传您中兴汉室的功绩。并在泰山刻石，记载功勋，酬报天神；还要在梁父山设立斋坛，祭拜地神。这是传福祚于子孙后代的盛事啊。
张纯显然在猛拍马屁，所以刘秀听了之后，有点面红耳赤，自觉难堪。
刘秀说：我即帝位三十年，老百姓怨气满腹。你还要我去欺骗上天吗？还要我去玷污古代三十六位帝王封禅的历史吗？别说封禅，就是各地方再派人来给我祝寿，乘机进行不切实际的吹捧，让我干那些没用的事情，我一定把他的头发剃掉，发配他到边疆开荒去。
这个时候的刘秀显然没有糊涂，知道国内还有不少地方相当贫困，各个领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驳斥张纯的谀词，既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也表现了作为一代明主的政治风度。
可是事隔不久，刘秀却一反常态，决心要到泰山封禅了。
公元56年正月，刘秀夜读《河图会昌符》，读到了“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几句，有感觉了。
《河图会昌符》是本谶纬小册子，内容多半是虚构和附会的吉凶征兆以及巫师方士的符咒之辞。一生信谶极深，凡事要在谶语中寻找根据的刘秀认为这几句“模糊语言”正是在暗示他到泰山封禅。
秦始皇上泰山，其事甚秘，司马迁慨叹无从述证。汉武帝上泰山，随从极少，班固的记载语焉不详。只有东汉光武帝刘秀上泰山，随从众多，参阅《东观汉记校注》、《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等有关史籍，可得细节如下：
刘秀一行公元56年正月28日从洛阳出发，2月9日到山东，12日到奉高——现在的泰安，15日开始斋戒，22日登山。
是晨，在泰山下东南方举火焚柴，加牛羊于火上做祭牲，然后登山。
刘秀居车，人挽而上，大臣步从，迤逦满途。
中午以后，刘秀到达山顶，待诸大臣陆续上山之后，开始祭天，并为纪功石揭幕，诸大臣及随从，山呼万岁，峰鸣谷应，十分雄壮。
仪式结束，天色将晚，刘秀命令随从百官依次下山，自己则复居于车由数百人簇拥而下。
山道窄小，互相推挤，队伍绵延近二十里。天色已黑，人们还在高举火把顺着崎岖陡峭的山道蜿蜒而下。
俗话讲，上山容易下山难，有的大臣年事太高，走得上气不接下气，加上饥肠漉漉，呻吟之声不绝于途，至次日天亮后所有人员才下山完毕。
次日，刘秀前往梁父山举行祭地仪式，任见所揭示的重要秘密就肇生于此时此刻。
朝阳之下，刘秀站在宽阔的平原上率领众人向泰山告别，仰视良久，情动于中，忍不住感叹道：五岳独尊者，巍峨万世，实其有原而见陵也。
请注意：要“巍峨万世”，得有平原来彰显高陵啊——刘秀的这个感慨，不自觉地阐释了他作为帝王企望“巍峨万世”的隐秘心结。
仰目泰岱，所生“有原而见陵”这个感慨也许比较平常，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墓就叫做“原陵”，“原陵”其名，各个时期的洛阳史志和孟津史志都记载得非常清楚。
按照“任见之分析理解”，刘秀把自己安葬在洛阳北部最为肥美的平原上的独特选择，至此已经有了扎实的注脚，但是，问题接踵而来——
东汉时期，具体地讲，刘秀为政时期，“原陵”所处位置是洛阳北部最为肥美的平原吗？当时的黄河又在哪里呢？如何解决墓地高水位的难题呢？怎样避免甚至杜绝盗墓贼的光顾呢？
东汉光武皇帝时期的洛阳城在今洛阳市东十二公里的地方，光武陵位于其正北的平原上。
现在，寝陵与黄河十分切近，不过半箭，可是东汉初年，黄河并不在这里。
按照流体力学的基本原理，一条河如果形成一处弯流，没有人力干预的话，它不会自己变直，而只能越来越弯，因为水流的冲击方向是弯流内弧的最高处。它冲击弯流的内弧，把沉积物堆放在弧的半径一带，形成滩涂和陆地，携带大量泥沙的黄河淤沉尤其严重，每过数百年，淤沉平原变得阔大而高起，雨季泄洪受到阻挡，河流便突然改变位置，滚到相对变低的淤沉平原的另一边。
黄河孟津段以下，除了入海三角洲一带属不规则摆动外，几乎一直处于这样的左右漂移之中。
洛阳正北方向的黄河河道，每隔数百年也会来一次漂移，即老百姓所说的“滚动”。
如今的这一段黄河显然是向南弯曲的，在更加古老的历史上它可能比现在更加偏南，但是，在东汉光武帝时期，它是弯向几十公里以外的北方河内郡的，而且靠近河内郡的郡治。
据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汉河内郡，治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
近期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有这样解释：“怀庆，汉河内郡，后魏置怀府，元改曰怀庆路，明曰怀庆府，清因之。属河南省，民国废。治河内，即今河南沁阳县。”
怀庆所辖地区包括今天的沁阳市、温县、孟州、武陟县、博爱县、修武及焦作市的其他部分地区。
以上记载互相印证，可以看出东汉时期的河内郡位于今天黄河以北至少三十公里的地方。
东汉时期黄河毗邻河内郡治所，这个论点不是虚妄之谈，有翔实的历史记载堪为佐证——
《后汉书·寇恂传》中记载了邓禹的一段话：“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
如果河内郡离黄河像现在一样远，岂能谓之“带河”？
又，东汉崔瑗曾在河内郡为官，《后汉书》表扬他：“视事七年，为开稻田数百顷，百姓歌之。”《太平御览·职官部·良令·崔氏家传》中记其事更为具体：“开河之水造稻田，薄卤之地更为沃壤，民赖其利，长老歌之曰：……穿渠广溉灌，决河作甘雨”。
崔瑗能用大量淡水冲洗卤土，改卤地为稻田，并没有搞“南水北调”，说明当时的黄河就在其附近。
我们知道了东汉时期黄河在北方，离孟津很远，也就对当时孟津堪称洛阳北部最为肥美的平原没有疑义了。
那么，刘秀要在这个“原”上建造自己的“陵”——原陵，他当然还要寻找谶纬的支持。
学问家桓谭劝他不要相信奇谈怪论，差点掉了脑袋，其他臣僚有眼色的，忙不迭地搜罗谶纬符瑞，哪怕只要有点滴兆头，就赶忙汇报给刘秀。
有目的的寻找自然大有收获，除了各种小册子上的片言断语，还在孟津平原上挖出多块带有黄色圆斑的“河图”之石，其中三块藏有方位暗示。
于是，根据上天的图谶，寝陵得以定位了。
接下来是孟津平原高水位的问题。
年过花甲的刘秀当然研究过历史上的重要墓地，他秘密交代陵墓建设指挥长窦融：例以霸陵。
霸陵者何？
霸陵是西汉文帝刘恒的陵寝，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遗址东南三十公里，位于今西安东郊白鹿原东北隅毛西乡杨家屹塔村。
据《长安志·关中记》记载，霸陵“因其山，不起坟，”在白鹿原的原头山上凿洞为玄宫，以石砌衬，坚固异常。
由于霸陵斩原为家、凿崖为墓，“因山为陵”，“其事严密”，山陵内部结构，后人不得其详。
我们不妨据霸陵模式加以推测：现在可见的光武皇帝墓冢极有可能只是陵墓的入口，真正的墓室在其以南甚至深藏在非常偏南的北邙山腹内，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再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是：防盗掘。
汉光武帝陵现在高十八米，周长四百九十米，占地一万六千五百平方米，历史上也许更为高大，并未发现盗掘迹象，也没有被盗掘的记录。
北邙山多的是盗墓高手，“洛阳铲”更是探穴取物的利器，导致洛阳一带的古墓十室九空，难道他们故意留下刘秀的陵墓不动？
历史记载，刘秀临终，特别公开下诏：葬事“务从俭约，葬皆以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
无论其墓葬秘密埋进了多少东西，官方异口同声告诉人们的是：没有金银珠宝的陪葬，英明的皇上希望自己永久清静、平安。
盗墓者必定先是历史研究者，没有较为确切的辨析，他们一般不会轻易堕入风险的，这当为汉光武陵未遭盗掘的原因之一。
更加重要的是：刘秀墓冢所在的孟津平原属于深层流沙型地质结构，“流沙”是盗墓贼的克星，对于流沙，一般挖掘工具无可奈何，就是出神入化的“洛阳铲”也难施身手。
葬于近河平原，独具此般优势，恐怕刘秀现在还会在历史深处微微发笑的吧？
孟津平原、图谶定位、霸陵模式和流沙结构诸元素，联合构成的东汉光武皇帝墓冢位置这个千古之谜，至此已被层层揭开了。
光武陵是今天的洛阳旅游胜地之一，对其历史遗谜应予科学的考据、分析，但发现和理解也是渐进的和逐步丰富的，故而在此欢迎方家、朋友建设性的意见，完善“汉光武陵位置见解”，丰富旅游文化。
永平求法
刘秀掌政之后，曾在洛阳城南兴建了一座高等学府——洛阳太学。
洛阳太学极盛时期，学员超过三万人。
太学的课目自然是读经了。事实上东汉是个神学喧嚣的王朝，因而其经学也被熏陶得“神气”氤氲。
东汉后期许多皇帝，登极时年龄一个比一个小，什么也不晓得。明帝刘庄不一样，他继位后东汉尚在红火时代。
西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东汉光武帝这里算是上了一个台阶，刘秀“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兴礼乐，宣教化，表孝义，励风俗。”而“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
刘庄喜好读书，还学着他爹，亲至太学论经。然而，这不过是一个方面，他的谶纬之好并不稍差，甚至连做个梦都要分析、批解个不住。
话说有日刘庄寝殿春睡，梦中看见一位金人，头上有道白光，在大殿内来回飘游。待要发语相问，却又飞升空中，径直向西去了。
刘庄惊醒过来，睁眼一看，残灯尚明，原是一梦。上朝后，讲给群臣听，命他们解梦。群臣甚感奇异，但都不敢盲目判断吉兆凶示。
博士傅毅博学多闻，挺身奏答：臣听说西方有神，相传叫佛，陛下所梦金人，可能是西方天竺的佛。
刘庄甚感兴趣，派遣郎中蔡愔和博士秦景带着一帮人马浩浩荡荡，西往天竺。
他们越过旷无人烟、寸草不生的八百里流沙，攀上寒风驱雁、飞雪千里的茫茫葱岭，继续前行，来到大月氏国，即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刚好遇到正在那里宣教的印度高僧、佛学大师摄摩腾和竺法兰，看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像。
蔡愔和秦景喜出望外，用白马驮来了求到的经卷，还邀来了摄摩腾和竺法兰。
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汉使梵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予接待，并将他们安置在当时的外交部官署——鸿胪寺暂住。
随后，刘庄命匠作大臣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处御道北侧立塔建寺，名曰“白马塔寺”，由摄、竺二高僧住持，学汉语，译佛经。
佛教崇尚白色，驮运佛经、佛像，在印度多用白象，在中国多用白马。故而位于东汉洛阳城西、今天洛阳城东的中国佛教第一古刹便以“白马寺”名之。
摄摩腾和竺法兰在白马寺翻译了佛家的《四十二章经》——四十二段话，系佛的语录。
别看《四十二章经》简短，在东汉，两个初学汉语的外国人，能译成一段一段的话，那是已经相当地不简单啦。
两位客僧，此后一直在洛阳从事佛教传播，圆寂后，葬在白马寺。
现在的白马寺，像一座中国传统的四合院，中国大多寺院形制莫不如是。但最早的白马寺是印度样式的，按照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的意见，中心是座四方楼阁式佛塔，塔顶上具九重相轮，周围建有周廊百间，信徒们绕塔起居或进行礼佛活动。
汉明帝盛情迎来了佛教，他其实没时间过问，第二年方才驾临白马寺，看了一看。
无论如何，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的一个起点，在“神”和“儒”大行其道的国度，佛教由洛阳向全国，传播和渗透了。
如今的白马寺香火旺盛。在旅游被大肆鼓励，而山水风光欠缺的国度，人们无处发泄时尚之火，便四处奔跑，你挤我扛地涌入寺庙。
静修之地，闹嚷嚷地日日超过赶集，这也是眼下旅游的中国特色。
外国人说，在中国旅游，白天看庙，夜里睡觉，问旅游内容，一概不知道。试问他们，旅游欧洲的人，不也是到处跑着看教堂吗？
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的“释源”和“祖庭”，这是中国佛教界对白马寺地位的认可和尊重，旅游洛阳，到白马寺体验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亲和，自会慨然有得。
权力烧饼翻不休
东汉王朝吸取西汉末年外戚专权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
譬如削弱了“三公”的职务，扩大了尚书台的权力，采取多种方式征揽人才，并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兴建洛阳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传授宗法经典，培养用于王朝统治的人才。
国库投资，太学发展很快，师生人数增加，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历史最长的中央大学。
太学有博士祭酒一人，是为校长，进行管理，博士即从教的先生数十人。经学人士马融、郑玄、班彪都先后在太学任教。
洛阳太学的生源分为三类：一类是高干子弟，免试入学；另一类是经过全国统考的平民子弟；最后一类是地方郡县推荐的。
学员—般要求年满十八周岁，还得仪表过关，将来走上官场，站在百姓面前颐指气使，得有气派，镇乎得住。
洛阳太学毕业的学员，再经过“官考”——公务员大考，合格者就可进入仕途了。
东汉晚期，皇帝多在幼年即位。汉殇帝即位时不满一岁，汉冲帝即位时年仅二岁。小皇帝不懂事，无法处理政务，朝中大事，多由太后主持。
太后妇道人家，没能力统治全国，就依赖自己的父兄，形成外戚专权的格局。
皇帝渐渐长大，对外戚专权不满，身边又无依靠，只有通过宦官向外戚夺权，成功后，又形成宦官专权的政治局面。
如此这般，外戚、宦官交替执政，权力烧饼翻不休，造成东汉政治非常黑暗。
外戚梁冀，官至大将军，在东汉王朝掌权近二十年，先后拥立过多个皇帝，心腹党羽遍布天下，皇帝的侍从由粱冀选派，官吏升迁要向梁冀进贡，皇帝成了傀儡，一举一动，也均由梁冀掌握。
梁冀凭借自己的权势，横行朝野，强占无数民田，在洛阳近郊到处都有他的花园、别墅，他逼迫良民做自己的家奴达几千人之多。
后来梁冀被朝廷抄家，家财竟达三十多亿，相当于当时朝廷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宦官，这些阉过的公务员公公，心理都有点变态，但凡有点条件便要报复社会，他们一旦专权，贪婪骄横，无所不为，更加黑暗。
在讨灭外戚梁冀的斗争中，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同一日被朝廷封侯，时称“五侯”。
“五侯”居功自傲，横行朝野，作威作福，残害百姓，在洛阳近郊，模仿皇宫为自己修建住宅，住宅中的楼阁、池塘、苑园较皇宫也不逊色。
黑暗的朝政使洛阳太学的学生们仕途受到了堵塞，政治生命没了保证，他们十分不满，竭力要求皇帝主持公道，并和各州郡的学生相互联络，联合较为清廉的士大夫进行“清议”，揭露宦官的罪恶，评价朝廷政治。
这样，在东汉京都洛阳，便形成了一个反对外戚和宦官擅权的政治营垒，以部分开明官僚为主体，加上京都洛阳的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他们联合起来，对外戚和宦官进行猛烈的舆论攻击。
反对宦官擅权的领袖人物名叫李膺。
李膺曾担任河南尹，依法处死宦官张让的弟弟——贪残无道的张朔。
在京都洛阳，许多宦官因害怕李膺，不敢走出宫门，李膺因此名声大振，受到士大夫们的尊敬。
李膺后来遭到宦官诬告，说他与太学生及郡国生徒结成“党人”，朋比为奸，“诽讪朝廷，惑乱风俗”。
桓帝下诏逮捕李膺，受到株连的士子和太学生二百多人。
次年，李膺“党人”被释放，但禁锢终身，不得做官。史家把此事称为“党锢”事件。
桓帝死去，灵帝即位，太后的父亲窦武以大将军资格辅政。
窦武嫉恶宦官专宠，与陈蕃合作，重新起用被禁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势力。谁知事机泄露，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发动政变。
窦武兵败自杀，陈蕃在政变中也被宦官所杀。
公元169年，宦官又指使他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乘机大肆搜捕“党人”，将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逮捕，这些人后来都死在了狱中。
公元172年，有人在洛阳的朱雀城楼上书写“反动标语”指斥宦官，导致宦官集团再次疯狂，抓捕“党人”及太学生一千多人。
宦官又操纵皇帝下诏，规定“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这是发生在洛阳的又一次“党锢”事件。
两次“党锢”之祸，使东汉洛阳遭受重创，使汉末宫廷乱象百生。
另一宦官集团，张让、赵忠等十个阉人，把小小的汉灵帝玩弄于股掌之中，哄着灵帝说：“张常侍是我爹爹，赵常侍是我妈妈。”
宦官们自己卖官鬻爵，横征暴敛，不用说了，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同样无官敢管。老百姓活不下去，只有起来拼命。
有张角兄弟几个起来造反，他们头上缠裹黄布，号令贫民，一呼百应，都起来了，兄弟爷儿们，结伴参军。
有的官吏比较清醒。什么年代都有比较清醒的官吏。比较清醒的官吏，看出了宦官集团的黑暗腐败，必然导致大规模民反的形势。有个郎中，张钧，表奏皇帝，明白指出，黄巾起义是外戚宦官专权逼出来的。
张钧说，张角所以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于附庸，病根儿在十常侍。
十常侍让他们的父兄、子弟、三表哥他四舅，七姑子八大姨，都当上一个个州郡的常委，把持权力，贪财谋利，侵害百姓，百姓又不能上访，上访了也没人管，为百姓做主的牌子仅仅是书法作品，吊在那里欣赏的，只好聚起来，呼啸绿林，变成农民起义了。
物极必反。十常侍朋比为奸，结党营私，弄得朝政日非，实际上推动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朝政日非就是宫里也都没有规矩了，君不君，臣不臣，妃嫔不妃嫔，宫女不宫女。大家炸窝了。
中国几千年家天下，皇帝是最大的土财主，皇宫就是财主家。家里乱了，人人自保不暇，下人只有散逃。
小皇上的大舅子何进本来开个小型的肉联厂，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何某被选入宫廷，被灵帝喜欢了，何进弃商入政，官拜郎中。何某进一步被宠幸了，成了皇后，何进升官为虎贲中郎将。
灵帝驾崩前夕，因为嫡庶继立之事，听从宦官蹇硕的计谋想杀掉碍事的何进。
灵帝假装召何进商量要事，事先由蹇硕一干宦官安排刀斧手藏在暗处，预备何进一进宫就杀掉他。
何进跑到宫门口，有耳目拦住何进匆忙告道：大将军万万不可进宫，蹇硕要借皇上的刀杀人啦。
何进大吃一惊，冷汗都出来了，幸亏有人通风，否则大祸临头啊。
何进返回家中，思谋着局势危急，千钧一发，这当头是你死我活啦。事不宜迟，连忙请来一班同僚商议对策，下属曹操、袁绍等人全被请到。
何进说我们得动手啦，一不做二不休，嘁哩喀喳杀光这帮阉党是时候啦，一股脑儿，杀光，一个不留。众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
拿不定主意的当口，耳目报说皇上已经崩了，十常侍决定秘不发丧，还在设计诱引大将军入宫，他们计划除掉大将军之后，再立刘协为皇帝。
曹操说：将计就计，皇上驾崩了就是没有皇帝了，马上现在就立一个，立了皇上，奉旨诛杀贼子，名正言顺。
何进一听曰“善”，大家也说此计最妙。
何进问：“谁愿意跟我进宫去，扶新君，诛阉党？”
袁绍说我去,我现在就有五千精兵，带上进宫。
何进和袁绍率领精兵五千冲入内宫，他们在灵帝的棺柩前面，将四岁的刘辩拥立为新君，三叩九拜，山呼万岁。
袁绍带兵捉拿十常侍。
十常侍身体不全，脑子反而灵光，知道何进来要他们的命了。他们看到大事不好，其中张让、郭胜等九个人按住蹇硕一个人把他头割下来了。
九常侍掂着血淋淋的头一起进入后宫，叩见何皇后。齐声喊太后，说坏事都是蹇硕一个人干的，小的们已经把他宰了，太后您得给小的们做主啊。
何皇后唤何进到后宫，说他道：我兄妹俩出身市井，身份低贱，当初若不是宦官们帮忙，哪能有今日的大富大贵，你若吧他们都杀了，往后谁来帮我们的忙呢？他们今日都知罪了，就饶了他们吧。
何进听了妹妹的话，觉得大概似乎好像也有道理，走出来，对袁绍说：我调查清楚了，想谋害我的是蹇硕，跟其他人没有关系，现在蹇硕已经被杀掉了，账目就了结啦。诸位保立新君，功劳巨大，我要论功行赏，回！
刘辩小儿做了皇帝，何进大将军的名头之上又加了个国舅的冠冕，大权握在手中，十分显赫。国家大事何进说了算。
袁绍、曹操这些大臣向何进建议：九常侍还得杀掉，当下手软，必成后患。
何进要杀，垂帘听政的何太后仍然不同意。
太后不同意就不好下手。
袁绍说，可调外地兵马进京戒严，维持治安，他们以前跟京城没有什么来往，进京后言明，宦官要反了，这样可以逼迫太后，清除宫廷，平定朝内。
调外地兵马。调谁呢？想来想去，比较厉害的是西凉刺史董卓。
何进代皇上起草诏书并写私信一封，快马飞递，召董卓火速带兵入京。何进哪里知道，他这是招来了一把“西凉大砍刀”。
都城洛阳，是否有灾难预感？大砍刀进入洛阳，将狂挥乱舞，杀瓜切菜，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军阀董卓，拥兵大西北，日夜发愁找不到称雄中原的机会，机会说来就来了。
凶残的西凉大砍刀
董卓一直屯兵凉州，在西域几乎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但他心里觊觎的是汉家天下。
能征善战，使董卓不断得到朝廷封赏，势力日趋壮大，建立了一支以凉州人为主体、兼杂胡人和汉人的混合军队，整个陇西都成了他的根据地。
董卓不仅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成了地方军阀豪强，而且还是朝廷命官、边陲重臣。
凭借强大的实力，极度膨胀的野心，董卓开始着手设计问鼎中央政权的具体步骤。
局势骤变，机会这就降临了，而且是何进代发的诏书，附有何进的密信，还等什么，带兵进京！
在路上，董卓听说灵帝驾崩了，少帝刘辩继了皇位。
董卓的探马报告说，刘辩年幼不晓事，何太后在临朝主政。宦官和外戚，双方不惜采用一切手段，相互间的战斗越发激烈了。
董卓在路上让手下识字的人起草奏表，按何进的意思，写上不日引军进京，以“逐君侧之恶”，收回张让的一切权力，把朝廷里边的奸秽全部扫除干净。
可是忽然又探得何进已经被张让等阉人伏杀了，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半夜出逃，生死不明。
行进中的董卓在马上远远望见洛阳一片火海，发出更多的探马打听消息，关键是少帝和陈留王的消息。打听到少帝兄弟二人在北邙山，董卓急忙率兵前往。
刘辩和刘协夜里在荒郊野外的乱草丛中又饥又冷，挨到天明，被人们找到了。可突然间又被蜂拥而至的大军团团围起来，吓得惊慌失措，索索发抖，泪流满面。
董卓威风凛凛，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参见少帝，并向他询问事变经过。
少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实在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倒是站立一旁的陈留王主动上前向董卓讲述了事变的经过。叙述得条理清楚，毫不含糊。
董卓说少帝：“哎呀，怎么会让你干皇帝呢？”转头又对陈留王道，“到底是董太后把你抚养大的，就是聪明，我们董姓人抚养的嘛。我看皇帝可以由你来干。走吧。我把你们领回宫里。有我在，量谁人也不敢咋着。”
要想征服百官，控制朝廷，手中必须得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董卓长期带兵打仗，深深地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
为了给洛阳造成强烈的军事威慑，董卓就玩弄一个花招，夜深人静的时候，命令他的部队分散行动，悄悄溜出洛阳，第二天早上，在远郊找个地方集合，再排着队，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开进洛阳，旌旗招展，战鼓震天，给人的感觉是千军万马源源不断。
这样一连多日，洛阳的人都闹不清董卓到底调来多少兵马。
包括朝廷官员在内的所有洛阳人都被董卓如此强大的实力所吓倒，不敢乱说乱动。
明眼人是有的。有个叫鲍信的，就对董卓军事势力的膨胀有较清醒的觉察和认识。对大臣袁绍说：“董卓为人奸诈狡猾，野心不小，而且已经拥有强兵，如果现在不想办法除掉他，今后必将受其所害。如今董卓军队人员混杂，军心不稳，组织不严，正可趁早除掉。”
袁绍当断不断，没有采取行动。
朝野上下的胆怯，使董卓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董卓决定开个会，废掉少帝，另立陈留王刘协，也看看众人的反应。
董卓召集文武大臣们开会了，肆无忌惮地说：“现在的皇帝，愚昧懦弱，不能管理社稷，没有资格担任天下的君主。应该废掉，改立陈留王为天子!”
在场官员们慑于董卓的淫威，对他独断专行、随心所欲的行为虽然心中反对，但都敢怒不敢言。
官员们闷不吱声，谁也不作表态。只有丁原当面提出反对意见，说少帝只不过是年龄幼小，他并没有什么错啊。年龄幼小，他会慢慢长大。他总会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
董卓一听，勃然大怒，欲杀丁原，但丁原的干儿子吕布威风凛凛地站在丁原身后。
董卓使了个缓兵计，派吕布的同乡好友李肃携带大量金银珠宝，并带上一匹来自西凉的宝马“赤兔”，去劝降吕布。
吕布，是个势利小人，当天就杀了他的干爹丁原，提着丁原的脑袋投降董卓，又认董卓作了干爹。
除掉了丁原，又得了吕布这样一员大将，董卓愈加肆无忌惮，挖掘帝陵，奸乱公主、夺略官人，大肆屠戮，还纵容他的部下在京城洛阳烧杀抢劫。
董卓的部属均是地方土霸和羌胡豪酋，非常的野蛮残暴。
洛阳附近的登封有个庙会，百姓都在那里做买卖，董卓的部队把集市围起来，把所有的男子都杀死，割下人头，一串串挂在车辕上，将妇女和财物装在抢来的牛车上，耀武扬威地回到洛阳，扬言杀贼大胜，歌呼不止。
董卓占据洛阳，独掌中央大权，这种局面使其它豪强军阀和地方官吏很不甘心，他们不愿臣服董卓，纷纷发兵讨伐。
董卓看到反对他的人遍及全国，早已无心恋战，洛阳城也已无法防守，于是便决定放弃洛阳，挟持献帝西逃。
西逃之前，董卓让部将吕布等人留守洛阳，继续抵抗。他自己对洛阳城又进行了一次洗劫，率近万兵士在捉拿洛阳的富户人家，将他们插上“反臣逆常”的牌子，全部斩杀于洛阳城外，霸占了这些富户家中的全部财产数千车。
西逃之时，董卓还下令将洛阳周围一百公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光，强行驱赶洛阳百姓随迁，乱砍乱杀，死者不计其数。
洛阳这座自西周以来，历经数百年惨淡经营的繁荣都城毁于一旦，经历了城市发展历史上遭受到的一次最惨重的破坏，成了一座死亡之城。
宫室被焚，帝陵被掘，昔日繁华荡然不再，多年后，曹操的儿子曹植路过洛阳，凄凉局面还没改变。
曹植触景生情，赋诗叹曰：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川。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曹植对洛阳废墟的悲怆叹惋，也是时人心怀的真实写照。
面对被毁灭的堂堂大都，面对哭泣的河洛大地，谁人不是“气结不能言”呢？谁人不在悲怆地发问：洛阳啊，你何日才能重归升平，再现繁华呢？
本章线索景点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
位于河南省洛阳城东15公里处。北靠邙山，南临洛河。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于此，其后三国魏、西晋、北魏也以此为都，历4代共330多年。北魏末年在战乱中化为废墟。
今存遗址内城东垣残长3895米，西垣残长4290米，北垣长3700米，南垣已为洛河所淹，残垣一般高出地面1至2米，北垣东段高出地面5至7米。城墙皆夯土板筑而成，周长约14公里。城内主要建筑为宫城、宫殿、衙署、苑囿等。
北魏宫城为长方形，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宽约660米。太极殿为宫中正殿。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1962年开始进行全面考古发掘，发掘工作至今仍在进行。
汉光武帝陵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陵墓，位于洛阳市孟津县白河镇铁榭村。古谓原陵，当地亦称“汉陵”，俗称“刘秀坟”。
始建于公元50年，由祠庙、方丈院和陵园三部分组成。光武帝陵南倚邙山，北临黄河，近山傍水，蓊蔚肃穆。阙门巍峨，气势壮观，神道宽阔，直达陵前，两侧石像、石马林立、碑碣参差。陵园呈长方形，占地6.6万平方米。
光武帝的陵冢位于陵园北部，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00余亩，呈长方形夯土丘状，高17.83米，周长487米。
陵园西侧有光武祠，为光武帝的祭祀祠院，是为纪念汉光武帝刘秀而新建的祠宇。整个组群建筑，前临陡崖，后依青山，依山就势，高低错落，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50平方米，由光武大殿、二十八宿陈列配殿、山门、倒座等组成，构成一鳞次栉比的汉代建筑群落。
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位于洛阳老城以东12公里处，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寺内保存了大量元代夹纻干漆造像如三世佛、二天将、十八罗汉等，弥足珍贵。1961年，白马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77年又成立了白马寺文物保管所。现在，白马寺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4A级旅游景点。
白马寺建寺以来，其间几度兴废、几度重修，尤以武则天时代兴建规模最大。今白马寺为长方院落，坐北朝南，寺内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齐云塔等，占地约4万平方米。
白马寺山门前左右相对有两匹石马，大小和真马相当，形象温和驯良，这是两匹宋代的石雕马，是优秀的石刻艺术品。山门为明代所重建，部分门洞券面上刻有工匠姓名，皆为东汉遗物。山门之外，广场南边，有近年新建石牌坊、放生池、石拱桥，左右两侧为绿地。寺内现存五层大殿，坐落在一条笔直的中轴线上，两旁偏殿则互相对称。
在古色古香的白马寺山门内大院东西两侧茂密的柏树丛中，各有一座坟冢，这就是有名的“二僧墓”。东边墓前石碑上刻有“汉启道圆通摩腾大师墓”，西边墓前石碑上刻有“汉开教总持竺法大师墓”。这两座墓冢的主人便是拜请来汉传经授法的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石碑上的封号是宋徽宗赵佶追封的。在清凉台上还有二位高僧的塑像。它们寄托着中国佛门弟子对二位高僧的敬慕之情。
白马寺山门东侧，有一座玲珑古雅、挺拔俊秀的佛塔，这就是有名的齐云塔。齐云塔是一座四方形密檐式砖塔，13层，高35米。它造型别致，在古塔中独具特色，不可多得。齐云塔前身为白马寺的释迦如来舍利塔，现在的齐云塔为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重建，为洛阳现存最早的古建筑。
白马寺中种有许多石榴树。白马寺的石榴汉魏时曾誉满京师。石榴原产于安息国——今伊），在汉代同佛经、佛像一起传入中国，并在洛阳、长安落户。当时人们赞美石榴，把它作为中外人民交往的标志，石榴的身价倍增，白马寺的石榴，有“白马甜榴，一实值牛”的说法。
白马寺作为我国第一古刹，在中国佛教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东汉太学遗址
东汉太学遗址在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今偃师市太学村附近。
东汉太学始建于公元29年，在校太学生曾多达3万余人。公元175年，即熹平四年于太学讲堂前立石碑46块，史称熹平石经。至公元241年——曹魏正始二年，又立石经28块，史称正始石经。
东汉太学遗址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达3万平方米以上，西部也有2万平方米左右。遗址内部有大面积的夯土建筑遗址，有一排排的建筑房基，或为东西长方形，或为南北长方形，排与排之间距离相等，排列有序。
东汉太学是古代的最高学府。熹平石经是我国最早的官定儒学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