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菁华》第十四章 三川文荟

41 太学与石经

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立都洛阳。

刘秀称帝后，戎马甫歇，即兴文教。于公元29年即建武五年十月起，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距皇宫八里处营建太学，访雅儒，采典文，会学问，立五经博士。

刘秀是西汉长安太学的毕业生，拥有“学士”学位，是中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皇帝。

刘秀多次亲幸东汉太学，钦鉴博士，相互论难，考诸生员，观看学生的“雅吹击磐”等娱乐活动，并物质奖励博士弟子以劝学。

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汉明帝刘庄“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 。

刘庄自己喜好读书，还学着他爹刘秀，亲至太学论经。一次讲论经典，“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

太学声誉日高，各地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学生人数大增，匈奴亦遣留学生来洛阳学习。因为入学者多，“又为功臣子孙另立屋舍以授其业” ，称为“贵胄学” 。

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乃是天子之学“辟雍”的俗称。西汉太学成为中央官学的定制，东汉因袭之。

汉明帝时期，太子、诸侯都先要进入太学，谋取学位，而后发展仕途，当时，便是侍卫羽林军士也能咏通一经，学风之盛，可见一斑。

东汉太学“每称日盛，咸言永平” ，永平、建初年间，东汉太学非常兴旺，章帝诏令太学博士遴选高才太学生进入朝廷工作，“由是四经遂行于世” 。

东汉太学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太学门前广场的批量“石碑”更是为史家津津乐道。

东汉太学门前的批量“石碑”叫做“熹平石经” ，是官定经典《鲁诗》 、《尚书》 、《周易》 、《春秋》 、《公羊传》 、《仪记》 、《论语》的刻石，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当时人们又称这部“石头巨著”为“太学石经” 。

熹平石经用隶书一体写成，字体方平正直、中规人矩，故也称为“一字石经” 。

石碑共有46块，每块高三米多，宽一米多。石经刻成当年，引起巨大轰动，“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热闹造成交通堵塞，持续很多时日。

熹平石经后因战乱毁坏、流散。自宋代以后，东汉太原遗址偶有残碑出土，历代总共发掘和收集逾万言。

残碑石片分藏于洛阳、西安及北京等的博物馆及图书馆。

42 诗歌与美术

洛阳具有深远的华夏文学艺术渊源。

周代的诗歌总集《诗经》 ，其首篇《关关雎鸠》即产生在洛阳以北的黄河边，宜游任见的《河州说》考证。“国风”中很多民谣，尤其是宗庙祭祀舞曲《大雅》与周朝京都乐歌《小雅》 ，都与洛阳密不可分。

洛阳文学走过汉魏唐宋，曲线明显可见。老子李耳的《道德经》酝酿于洛阳，秦相吕不韦的《吕氏春秋》 、西汉洛阳贾谊的《过秦论》 、《论积贮疏》 ，东汉王充的《论衡》等，都比较出名。

汉末建安时期的洛阳，文坛巨匠“三曹七子”曹操、曹丕、曹植，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诗风慷慨悲凉，阳刚遒劲，成就了文学史上独特的“建安风骨” 。

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洛阳的散文名篇灿若繁星。抒情色彩浓郁，骈俪倾向日显，陈寿的《三国志》、郦道元的《水经注》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即为其中的佼佼者。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力主汉化改革，将北方草原文学也带到了洛阳，《敕勒歌》就是由鲜卑语译做“洛阳腔”的民歌。

北魏时的辉煌大作，郦道元所著四十卷的《水经注》 ，是地理学著作，也是游记性的文学作品。

隋统一后，炀帝杨广很快主政于洛阳，其博学多才、尚艳善诗，又和江南渊源极深，促进了南北诗风文采的融合。

唐代洛阳是“诗和远方”的化身，外籍官员在朝廷和军队担任高级职务，中唐之后，诗歌繁荣，朝野官吏、文人武将，无不热衷于作诗。

诗人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白、杜甫等留下了大量与洛阳相关的不朽诗篇。韩愈、李贺，诗作也同样精彩。

北宋时期，居洛十九年的司马光，率领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所著294卷300万字的《资治通鉴》 ，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不休。

在艺术方面，夏商周三代，洛阳已有青铜器铸造，青铜纹饰以饕餮纹为代表，神圣狞厉，其美非凡。

两汉时期的洛阳墓室壁画，内容包罗万象，形式浪漫奇特，构成洛阳绘画艺术的风景线。

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作为文化艺术中心，兴起文人画，出现了卷轴。

隋唐盛世，画家云集洛阳，宫廷画师展子虔、吴道子，创作了大量壁画，得“穷丹青之妙” 。

吴道子的绘画艺术，影响深远，他因此被尊为“师祖” 、“画圣” 。

五代北宋时期，洛阳艺术创作活跃，洛阳人郭忠恕、武宗元，均为画艺“精绝”的名家高手。

北宋以后直到元末，洛阳文人画衰落，明清时期的书画家王铎享有声誉。

43 音乐与歌舞

“百戏” ，是中国对古代乐舞、杂技、曲艺等表演艺术的总称，

“百戏”上承远古的祭祀乐舞，下启汉魏至明清各代的民间表演艺术。在河洛一带，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上古时期，乐舞是氏族集会的内容，氏族酋长举办庆典、祈祷仪式，祭天地、神灵、祖先等，或者喜庆畅饮时，尽情歌舞欢乐，或为求雨祭祀，“帅巫而舞” ，装扮巨兽，进行表演。

夏代时的洛阳，各方酋长，率领部属，纳贡献舞。古籍《竹书纪年》记载曰：“少康……，方夷来宾，献其乐舞。”

夏代出现了乐舞、杂耍、滑稽、幻术等，“收倡优株儒狎徒，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奇伟之戏” 。

《史记·夏本纪》载：“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萧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

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当是原始社会的拟兽舞蹈。人们扮作各种鸟兽，欢欣作舞，表达喜悦心情。

以上这些，都是“百戏”的基础营养。而周公集中于洛阳的乐舞，是“百戏”繁荣的重要标志。

周朝为巩固中央集权，重视制礼作乐，继承、集中了前代乐舞，建立了宫廷雅乐体系。

周代已有规模宏大的乐舞教习机构，舞师掌管其事，“年冠者由大司乐教之” 。士子习舞，成为风气。

《礼记·内则》规定：“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贵族子弟十三岁即教学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 ，兼学“杂艺” ，对乐舞和竞技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东汉时，李尤所作《平乐观赋》 ，对当时“百戏”的演出有很精彩的描述。

在鼓乐声中，百马驾车，齐奔而出。戏车上的幼童，在高挂的悬木上表演惊险的技巧动作。有时“连翩九仞，离合上下” ，有时则在骏马疾驰中，倒挂翻越。

大力士表演举重时，千钧重的铜鼎大刀，竟像羽毛那样轻飘。

“飞丸” 、“掷剑” 、“吞刀” 、“吐火” 、 “仙人驾雀” 、幻术、胡旋舞等，滑稽表演，骑马射箭，在李尤笔下，有声有色，活灵活现。

《平乐观赋》的“平乐” ，现在是洛阳市的一个地名――孟津区平乐镇。

北魏时的“百戏”愈加活跃。当时洛阳大寺院，常有“百戏”演出，形同后世的庙会。

在佛像“行街”日，“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奇伎异服，冠于都帘……”“焚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

当举行大斋活动时，“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竹寥亮，谐妙入神。”“异端奇术，总萃其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奥之间皆得食。士女观看，目乱睛迷。”

北魏洛阳城北门外的禅虚寺，有阅武场，每年岁终农隙，“甲士习战，千乘万骑。常在于此” 。当时有一羽林军士，善掷戟戏，“掷戟与百尺树齐” 。肃宗皇帝亦观戏在楼，《洛阳伽蓝记》对此做了记述。

汉魏时期，西域人长期居留洛阳的人数众多，其中也不乏乐舞艺人。西来洛阳的僧侣，也有擅长乐舞和幻术者。由于官方的倡导，来自西域的乐器，如箜篌、胡笛、胡琴，在洛阳上层社会中风行。汉魏以后，长久不衰。

隋朝国势兴盛，仅西域一带相率来朝的就有四十多个国家。隋炀帝下旨“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令太常教习” 。

自公元607年即大业三年起，每岁正月“万国来朝”时，洛阳官方聚集各国使节和商客，进行“百戏”名伎表演。

当时演出的百戏节目，《隋书·音乐志》有详细记载: “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令宫女观之，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鱼鳖，水人虫鱼，遍复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赣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日，黄龙变。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掇。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白、大瓮器擎，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而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神鳖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

炀帝时的每次演出，规模十分宏大，据唐《通典》记载，在洛阳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起棚夹路，自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 ，据载当时洛阳赶制歌舞戏装，以致“两京缯锦为之中虚” 。

唐代设宫廷“乐舞教坊” ，专管雅乐以外的百戏、音乐、歌唱、舞蹈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

武周时代，洛阳艺人采取西域“浑脱舞”的某些形式，创作了“剑器浑脱” 。

“剑器浑脱”分独舞和群舞两种：一种由女伎扮演，男装，独舞，持发光体，合激烈之金鼓声，舞姿顿挫浏漓，以妍妙称；一种由军伎扮演，队舞，持兵器、旗帜、火炬，模仿战阵杀敌，鼓角与吼声相应，阵势宏大。

隋唐时期，帝都洛阳和外域乐舞，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很受欢迎。

东方音乐和歌舞也一度在洛阳流行。其中燕乐和清乐还流传到日本，成为日本的“雅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