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菁华》第十五章 根在河洛

44 华人姓氏摇篮

河洛地区是华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也是华人姓氏的摇篮。

把中华姓氏史与以河洛为核心的中原地区的文明史加以对照，就会发现，无论是姓氏的萌芽、产生，还是普及、定型，皆与河洛地区息息相关。

华夏民族的文化之根在中原地区，海内外华人的祖根大多在河洛地区，因此河洛地区在中华姓氏中的重要位置是无须置疑的。

据统计，有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九个姓氏被收入《中华姓氏大辞典》 ，其中，来源悬疑的为四千九百二十五个，少数民族姓氏为二千二百二十四个，两者合计为七千一百四十九个，占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九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七，其余四千八百二十个为汉族姓氏。

借鉴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尤其是姓氏人口资料，进行考证，可以排出占当今汉族人口百分之九十点二的一百二十个大姓。

截至公元2020年，全国有十一点九亿人属于这一百二十个姓。

起源于古代东夷族、炎帝族、黄帝族的姓氏，具体情况是：

属于东夷族的有八姓，即：李、赵、黄、徐、马、谭、郝、江，占一百二十大姓的百分之七；

属于炎帝族的有六姓，即：许、姜、崔、雷、易、章，占一百二十大姓的百分之五；

属于黄帝族的有八十六姓，即：王、张、刘、陈、杨、周、吴、孙、胡、朱、林、何、郭、罗、宋、郑、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傅、曾、彭、苏、蒋、蔡、贾、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范、石、姚、邹、熊、陆、孔、康、毛、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钱、汤、黎、常、武、乔、赖、庞、樊、蓝、殷、施、陶、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鲁，占一百二十大姓的百分之七十二；

兼属东夷族与黄帝族的有九姓，即：梁、沈、任、廖、金、白、秦、尹、葛，占一百二十大姓的百分之七；

兼属炎帝族与黄帝族的有十一姓，即：高、谢、吕、卢、丁、方、邱、贺、龚、文、洪，占一百二十大姓的百分之九。

总体而言，汉族的一百二十大姓少部分属于较早的东夷族和炎帝族，多数属于稍晚的黄帝族。

对这一百二十个大姓进行血缘关系追根溯源，专家发现它们分别属于东夷、炎帝、黄帝三个族系的四位祖先，即太昊与少昊、炎帝、黄帝。这些姓氏的先民长期活动在河洛流域，他们的姓氏基本上是在古河洛流域形成的。

这一百二十个大姓，全源于历史上的中原地区的姓氏有五十二个，部分源头在河洛流域的姓氏有四十五个。

全部源头在中原地区的五十二个姓氏是：

李、张、陈、黄、周、林、何、宋、郑、谢、冯、于、袁、邓、许、傅、苏、蒋、叶、阎、潘、戴、夏、范、方、石、姚、廖、孔、康、江、史、邵、段、雷、汤、尹、武、赖、樊、蓝、殷、陶、翟、安、倪、严、牛、温、芦、俞、葛。

部分源头在河洛流域的四十五个姓氏是：

王、刘、赵、吴、徐、孙、胡、朱、高、郭、罗、梁、韩、唐、董、萧、程、沈、吕、卢、蔡、丁、魏、薛、杜、钟、姜、熊、陆、白、毛、邱、秦、顾、侯、孟、龙、黎、常、贺、龚、文、施、洪、季。

两项合计，起源于中原地区的姓氏共九十七个，占一百二十大姓的百分之八十点八，占全国汉族人口的七十九点四九。

按照姓氏数目来计算，起源于中原地区的姓氏总数一千八百三十四个，占全国汉族姓氏的百分率仍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洛阳市现有一千二百三十多个姓氏，其中近一百八十个源于或部分源于河洛地区。

由此，可以说，河洛流域、中原地区，是华夏姓氏资源的渊薮。

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是“姓”的起源阶段，而中原地区正是此一时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

“姓”的起源与先民们的图腾崇拜有关，有些姓氏就是由图腾直接转化而而得名的。

仰韶文化于一九二一年在洛阳渑池仰韶村被发现，它是母权社会繁荣阶段的代表文化。该文化陶瓷上的鸟、鱼、蛙及人首虫身等图像，就是最原始的“姓”的标志。

“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从氏族、部落中的少数家族形成的“氏族贵族”中产生的，而仰韶文化时期，河洛地区氏族林立，《史记·封禅书》对此的记载是：“黄帝时万诸侯。”

成千上万的氏族贵族在中原地区生息繁衍，大量的“氏”——姓氏产生于此便不足为怪了。

太昊与少昊这两位传说中古代东夷部落的首领，也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他们的部落产生了不少姓氏。

另有一些关于姓氏起源的说法，实际上均在东夷族、炎帝族、黄帝族的流变之内。

夏、商时期，从奴隶制兴起到全盛，也是中华姓氏得以发展的时期，而这两个朝代活动的中心均在河洛地区。

资料说明，早期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而广大群众，尤其是奴隶，是没有姓氏的。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来源才增多了。

45 世界人文景观

姓氏普及时期的周朝，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河洛地区。

周朝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产生姓氏最多的朝代。

西周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立国初期，实行的贵族内部层层分封的大封建制度，为后来的姓氏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制开始出现，大多数诸侯国被强国所吞并，演变成姓氏，因而使中华姓氏空前大发展。

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逐渐合而为一，同时无论贵与贱，人们都有了姓氏，不再是“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姓氏基本上普及了，并相对定型。

西周虽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平王东迁，营建成周和洛邑，洛阳便成了东周的统治中心。

从周初到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分布于今河南境内的，有周朝同姓——姬姓国二十多个，异姓国四十多个，合计约七十个，占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的近二分之一。

大小诸侯国基本上都演变成了姓氏，同时，诸侯的子孙以采邑名、官职名等为氏，又形成一大批姓氏。

由此可见，河洛地区是在姓与氏发生重大变革，姓氏空前大发展、基本普及和相对定型时期起到了关键作用的。

古代的“得姓受氏”，与地理位置、人口多少及政治、经济状况等条件有密切关系，而河洛地区在这些方面独具优势。

河洛流域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农、林、牧、副业条件优越，古代的手工业发达，又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因此，人口密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期处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自夏朝建立至民国年间，先后有二十多个朝代在中原地区建都，单是建都于洛阳的朝代就超过了十三个，因而使这片地区成为古都最多的地区。

历史悠久、人口密集、建都频繁，正是中原地区成为中华姓氏主要发源地的先决条件。

历史悠久，产生的姓氏必多。

中华姓氏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有人称中原核心的河洛地区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一座浩瀚的中国古文化博物馆”，有诗云：“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从这种意义上说，河洛地区的历史包含着中华姓氏产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

人口密集，得姓受氏者必众。

具体地说，人口密集，职业部类必然纷繁，居住地必然广大，因而以各种技艺为姓氏的、以居住地为姓氏的以及以其它方式得姓者必然众多。

建都频繁，得姓的机会必广。

建都多标志着历史上出现的国家多，因而以国为氏者就多。

国都是国王居住之地、文武百官云集之所，是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应时因势兴起的新姓氏就特别多，诸如国王赐姓，一些生有爵、死有谥的王公大臣的后代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谥为氏、以字为氏，等等。

在源于河洛的姓氏中，与都城有关者不胜枚举，相当繁多。

北魏鲜卑政权入主洛阳，姓氏变迁空前活跃。

河洛流域，原本是汉族长期生息的中心地区，由于西晋末年大战乱的推动，从“晋室八王之乱”开始，汉族从河洛中心地区出发，向边远地区流亡，而居住在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内迁，至北朝时期达到高潮，历时长达三个世纪之久。

在这漫长的交融岁月里，各族人民相互影响，总的发展趋势是与汉族融化成一体，从而形成了河洛流域各民族的大融合。

大规模地迁入河洛流域，主动与汉族施行同化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北魏。

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的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后，为加速集权化的进程，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四九三年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士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

北魏政权定都洛阳后，强势进行汉化改革，实行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以汉服代替鲜卑族服装，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令鲜卑人改姓并自称河南洛阳人等等强制措施。

系列化政治改革，带动了改姓定姓的高潮，改姓数量，有说为三百多、四百多的，仅见于《魏书·官氏志》单独列出的，即有一百一十四个，其中被列入当今一百二十大姓的就有二十五个。

在中国历史上，河洛地区的历史文化优势是其它地区难以比拟的，河洛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华姓氏的主要发源地。

源于河洛诸姓的先民们，植根于河洛流域的丰厚沃土，为故乡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不断向外播迁，广及全国，进而又远徙海外，至今几乎遍布世界的任何地方。

植根于中原核心河洛地区的中国姓氏，成长到今天，已构成摇曳多姿的世界人文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