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秘记》第一章 酷热平原
第一章 酷热平原
九江附近，有座荒凉的庐山。似乎是大自然的恩赐，又似乎是大自然为自身的某种缺陷提供的补偿——在蒸烤一般的九江平原附近安置了这座险峻、清凉的庐山。
001
李德立。爱德华·赛尔比·李德立，年轻的绅士。
他站在公事房的窗前。外面，春末夏初的阳光，试图挤破窗子涌进来。
这个公事房是简易的，素朴的。四壁清静，对门的主位上，悬挂着一幅十字架圣象。下面是方形的大办公案，案的两边，配有两把淡黄色的木圈椅。
办公案上，放着一本崭新的线装书，《盛世危言》 。
还有印刷物的半成品——校样，其中较厚的一张封面纸上，有英、华两种字样。英文的是“The Church Advocate” ，华文的是“传教者” 。
这是李德立创办的月刊，印发机构是他创办的九江印刷局，又叫华中书馆。他现在即身处九江印刷局的公事房。古朴的书架立在一侧，书架上置放有英式书籍，也卧着一函一函的中式书籍。
窗外，漫天漫地明亮的阳光，在李德立的眼前演化，幻变。
一片清亮宽展的大水洼，铺在地上，阳光晒透了它，似乎有蒸汽在氤氲上升。
李德立仿佛看到了鄱阳湖，长江。在炽热的阳光下，隐隐约约的热云有如金黄的鱼鳞，覆压一切，融化一切。
“不，不能这样再热下去了。”李德立喃喃自语，“九江啊，现在是春末，火热的消息已经轰隆隆地来了。夏天，又一个难熬的夏天，该怎么对付啊？”
李德立在清凉舒适的英格兰南部海滨出生和长大。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金斯顿，有他家祖辈经营的小农场。因而，李德立天性喜爱偏僻、自然、宁静、美丽的地方。
英伦海峡北岸的故乡，英格兰西南部的多塞特郡，多山，温带海洋性气候。冬季温润，夏季凉爽，冬暖夏凉，舒适极了，除了雨水和雾气多一点。
在北半球同纬度地区，英伦海峡是气温最高的地方，冬天不冷。
大西洋暖流和北冰洋冷气常在海峡交汇，形成雨水和雾气。雨雾迷茫，海上航行受影响，但在陆上，海滨的多塞特，人体什么时候都是恰得温凉，无虞无患的。
来到中国，这片广袤无边的大陆，仿佛落入了极端气候的试验场。冬季寒冷之极，冰凝四野，风贬人骨，尚可加多加厚衣服，设置炉火对付，可是，夏天，用火塘、蒸笼来比方环境，也不足以形容其残酷。
长江边的汉口，已经够热了，鄱阳湖盆地，九水入流，热得翻番加倍。人在其间，像似食物受到由生到熟的炮制。不堪言说的经历，往往要一连持续几个月。多塞特郡，甘拜下风的下风的下风了。
李德立，与妻子和孩子，已经忍耐长江边上的七个夏天的酷暑煎熬了。
本地人尽管习惯于这里的气候，燠热的夏季，白天夜里也得不断地冲凉水降低体温，来自西欧英伦海峡的游子，在此地驻留、生存、扎根、传教、行善……确实更加需要坚定无比的信念。
不能逃避，不能退缩。我们所拥有的，是荣耀上帝的事业，是拯救生灵的使命。
这时，门房轻轻地走来，礼貌地报告：“先生，邮差送信来了。”
“好。放在那里吧。”李德立说。
门房把几封信放在门口的小桌台上，退出去。
李德立的思绪顺着长江，上下逡巡。上边的汉口，下边的镇江，同样都是热得冒烟的地方。
李德立他们，不远万里，前来中国，第一站是沪上，踌躇满志地登岸了。第二站，是镇江。
记忆中的第一次教会活动，是在夏天的镇江。镇江是他们来华传教士在长江上停留的第一个大站，体验到的惟有一个字：热。
当时的李德立二十二岁，和妻子卡罗琳，对远赴中国布道的神圣事业怀揣憧憬，仅仅携带一本世界地图、一本英国传教士编写的《华地指南》 。
江苏镇江，在中国还算是富裕的地方。但所见中国人的景象，也还是让李德立大开眼界。
朝廷坚持闭关政策，绝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见过蓝眼睛白皮肤的外国人，看他们像天外来客，极是新奇，所以都蜂拥而至，挤满了一座单薄简陋的大棚屋。
当时，弥散在整个屋子里的不良气味，极为浓郁，简直让人难以忍受。腐烂的动物尸体和污秽物所散发的恶臭，都不足以形容。
大棚屋几乎是四面透风的，不良的恶浊气味还是持续产生，呛人鼻孔，刺激着人的嗓子和食道，空空如也也要朝上翻涌。
有的中国人喉咙肿胀得如同两个拳头一样大。另一个人的鼻子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鸡蛋生生被插入到了皮肤下；其他人则浑身布满着严重的疤、疮或各种颜色的伤口。有些人有着天花或其他传染性疾病。甚至身上藏满跳蚤和虱子的人也不在少数……
听过布道之后，中国人蜂拥过来，围绕在李德立身边，观赏他的外表，讨论他的衣着和鞋子。
远道而来的英格兰人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世间奇物。
贫穷的中国人，身体上生有巨大的脓疮，脓疮发出的气味不能怪他自己。他们看上去缺乏营养，非常痩弱，疾病得不到治疗，让人担忧。
民众的生存现状，折射出中国统治者的极度腐败，他们仅仅给予百姓微薄的收入，仅够保证自己存活下来，想有卫生保健，更是痴人说梦。
中国人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
当时的李德立，有个愿望非常强烈，就是要传好福音，必要先劝谕他们讲究卫生，帮助他们祛除疾病，让他们过上正常的日子。
其实李德立自己 ，自己一家，来到物资贫乏的中国长江中游，气候不适的九江盆地，问题已是应接不暇了。
马上就是又一个夏天，酷热说来就来。如果生活状况，要害的是居住状况，得不到改善的话，被迫在酷热中再煎熬一个夏天，“说不定，我们还会失去一个孩子……”
不光是李德立，许多传教士久居和常年旅居九江，大家都认为，这里的夏天太难熬了。每当炎热的夏天来临，便要饱受酷暑的煎熬。
在他们看来，九江的暑热、炎热、燠热、闷热，超过中国所有其他的地方，叫人难以忍受，让人奄奄一息。
教会之中有许多医务人员，他们的“科学普及课”告诉众人说，酷热不是害人的根本原因，致命的是传染疾病的小飞虫——蚊子。蚊子携带各种可恶的病毒，如麻风、疟疾、伤寒等，医学界难以对付，轻易就会夺走人的生命。而蚊子，由于自身的原因，飞不过五十米高的地方。
所有的传教士都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被酷热或传染病夺走生命，因而积极地寻找清凉的地方，创建能够避暑的居所，让被炎热折磨的精疲力竭、奄奄一息的孩子们恢复正常。
九江附近，有座荒凉的庐山。似乎是大自然的恩赐，又似乎是大自然为自身的某种缺陷提供的补偿——在蒸烤一般的九江平原附近安置了这座险峻、清凉的庐山。
李德立在奔波，寻觅。起初跟着中国籍传教士、九江附近的沙河县人戴浩臣经九十九盘山路，登上庐山。登高下望，见长冲一带，地势平缓，荒草柔软，便走下来，到那里勘察。
勘察长冲溪两岸，见到水流弯绕，地势极佳，特别合于建屋避暑之用。
但是，遍询土人，说不清楚长冲一带到底是“官荒”还是“私人山地” 。
为了逃避炎热、灼热，外国传教士及外国侨民们可以在居地附近尽享大自然的恩赐。这个权益，曾在西方国家与北京政府签订的条约中，以“仁慈专条”的形式，多次明确：“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可自由传教，不受地方干预” ；“任许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当然，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有避凶趋吉、追求舒适生活的正当权益。
实际上，在九江居住的外国人，前几年就在庐山适当高度的山坡上，建造房屋，居住和办公了。
沿着山脚朝上走，已有五处小的平房区。那是美国教会九江分会的，汉口圣公会的，九江海关的，九江外侨联合会的，还有俄国人的。
他们的土地原先是有地主的，地主就是寺庙的和尚。
庐山有一些小的寺院，和尚们也有现成的房子。但是，想要从和尚手中租房来住，不仅非常难以协商，而且每年还要支付相当昂贵的费用。
即便是那些在庐山适当高度的山坡上建造房屋居住和办公的外国人，想要在居所附近的某个角落，再搞到几英寸的土地，给佣人们盖个棚屋，也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最后还难以成交。
当然，金钱的作用的巨大的。没有金钱敲不开的门，没有铜板铺不出的路。
不过坦率的说，庐山这地方和别处不一样，和尚也跟一般人不同，即使愿意付出金钱，给他们较多的铜板，也不一定能保证能达成交易。
传教布道，接纳客人乃是常态，同道，信徒，社会各界的朋友，远道而来的，需要住宿。李德立热情好客，因而房屋总是不够用。别说不期而至的，便是提前预约的，也常常无法满足。
若能有清凉之地建造教堂，就更好了。
房屋，房屋，房屋。
保障炎热环境下的生存，解决传教布道事业的需求，迫使李德立必须行动，行动，行动。
两年来，为了避暑的住处，李德立已经走遍了庐山。不能说山峰山谷巨细明了，基本上摸清了山间适宜居住避暑的好几处宝地。
庐山，匡庐。相传有古代贤人结庐，可见自古就是个凉爽宜人的居处。古代九江平原也是很热的，古人也是寻觅比较之后发现庐山宜居的。
近两年李德立一次又一次上山考察，不仅考察地形、地势，也考察了庐山脚下穷苦民众的生存和生活，山，太荒凉了，人，太穷困了。
事实上，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百姓是同样贫寒的。他们身上的衣服看不出原先的形状，早已成了残破的碎布。孩子们衣不蔽体，光着脚丫。
他们看到外国人，除去惊恐，还有好奇。他们把外国人的相机、怀表都看作勾引、摄取人的魂魄的东西，拒绝拍照，惊惶躲避。有的地方，暗中流言蜚语，渲染西方传教士是恶魔，偷吃小孩的心肝。
乞丐很多，尽管是中年人，却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手上的大碗，空空如也。从他们的身躯不难看出，他们可能很久的日月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能到大户人家乞讨出食物来，就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中年男子，一定也想劳作，靠出卖苦力煳口，但社会不能为他们提供机会。譬如九江，需要乘轿坐车的人不少，但为人抬轿、拉车的岗位却太少了，他们没有轿或车。
穷苦的老年人，更让人心酸难受，门牙稀缺，面容憔悴，衣服破烂，病痛得不到医治。即便是有条件求医问药的人，那些山医、草医常常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因而巫觋在民间大行其道。
曾经有个贫穷的村庄，人们抓住一个乞丐，诅咒他，最后想杀死他。为什么？据说他在乞讨中接触过的人有好几个患了同样的头晕病，人们说他是祸根。而头晕，是不是人们食用了同一种野菜导致的呢？没有人追问。
山民们砍柴烧饭，打草苫房，受伤是难免的，受伤之后如果感染就严重了。
刘四，一个樵夫，一个将近四十岁找不到老婆的男人，在前年的那个傍晚，在下山的路上，感染发烧使他摔倒了，竟然无法爬起来。恰好李德立在考察庐山的归程中发现了他，又恰好陪同李德立考察的传教士同伴中有个医生，他们救治了他。
刘四伤在头部一侧，感染让他的半边脸颊都变得红肿发烫。他带伤带病上山砍柴，要背到到九江城区销售，是为了吃饭和活着。他显然低估了自己的伤情，感染导致的发烧使他头晕目眩，摔在了山路旁边的低崖下，幸好柴捆中那些势若利剑的枝桠没有刺伤他。
李德立他们救治了刘四，护送刘四下山回到破旧坍塌半边犹存的草棚中。李德立和医生次日又去探望他，给他留了药。刘四痊愈后，成了聆听福音的积极分子。
传播福音，使人的灵魂得救，帮助中国山民，让他们过上正常的幸福的生活，是传教士的责任，是荣耀天主的圣工和使命，劈路前行，百难不辞。但是，生活前提也是必须的，自己有了正常的生活，才能把事业做好啊。
在燠热难耐的九江，找到或建造避暑的房屋，乃是获取正常生活的当务之急。
唉！当务之急，当务之急，已经“急”了几年了，可爱的妻子儿女，支持供奉神的事业，陪着受热，再如此没有效率，没有效果，真的不能宽谅自己了。
去年，想在狮子庵附近购买一小块土地，经过冗长的跨越了夏秋两季的讨价还价，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由于没有达成购地协议，最后只得以极为昂贵的价格租到一块地方，面积很小，很不适用，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其他的地方。
可是，偌大庐山，哪里是我们的可居之处呢？
其实，庐山上适宜建房的地方有许多，但是想要得到一块长期拥有的土地，建造屋居，似乎是不可能的。李德立注意到，其他有钱的甚至有中国背景的财团，活跃的富有影响力的社会机构，甚至基层政府单位，也有试图得到庐山上的土地的，但均遭到了失败。
退缩吗？不，当然不。正因为没有人能够在庐山上得到土地建造房屋，机会和未来才非常的阔大。假若谁人都可以在庐山上得到土地建造房屋，你拥我挤，乱象纷生，那反而不好了。
李德立握了握自己的拳头，走过来拿起门口小台桌上的信件，走近方形的大办公案，在淡黄色的木圈椅上坐下，一封封地拆开阅览。其中一封是来自上海《新闻报》的。
新近创刊的《新闻报》 ，内容广泛、用纸和印刷考究，董事长丹福士和总裁斐礼思有个与众不同的策划，采用低于沪上其他报纸价格的推销办法，并定期向订户和购买者赠送精美的画页，效应很好。
《新闻报》派一个女记者来九江采访，希望和李德立及九江的教会接洽，取得帮助，以便顺利地产生稿件，介绍当地的工商动态、社会报道和民生新闻。由于《新闻报》乃系公司运作模式，也希望在九江建立会站，招募通讯员、报事员，开展相关业务。
打招呼的信件今天到，记者今天也要到了。李德立唤来一个年轻人——他的秘书，交代到帐房支取铜板，“雇一顶稳当一点的轿子” ，到九江港口接客。
李德立走出公事房，来到院场中。这里是《传教者》杂志的编辑处兼印刷厂，印刷机的声音自车间传出来，和满院的阳光碰撞着，没有停歇。
门房走过来，报告说：“有两个卖柴的，挑了两担山柴，在门外，想卖给我们。我们烧煤炭的，不用啊。可怎么都打发不走。最后，有一个樵夫他说他是先生的朋友，要见先生。”
“朋友？”李德立走到大门外，“啊，是朋友，朋友来了。刘四，你好！”
是樵夫刘四，还带了个同伴。两个穷困的山民，和新近粉刷的印刷厂的厂门形成一种贫富的对比，一边容貌昏暗，一边形象鲜亮。
“李先生好！好久不见，听说先生开了印刷厂，来祝贺先生。”樵夫刘四说。
“你的业务怎么样？山柴销售不错吧！”
“卖不掉啊。柴粗了细了，冒烟了炸火了，哎呀，咱们砍柴的自己挑回家烧也不会这么挑啊。卖柴的也多，行市不好啊。”
“那我把你们这两挑山柴买下了。”李德立说，让门房找人来付钱。随即又请刘四和同伴到门房的值班间，“你们辛苦了，坐在这里，喝点水。”
门房说：“先生，我们是不烧柴的，我们是烧煤炭的。”
“买下吧，买下送给我们厂后面的邻居，看他们谁家需要。”李德立说，转而对刘四交代，以后你还是要自己开拓市场去，我们这里没有柴灶。
“那是那是。今天承蒙先生买下，是小的有重要消息报告给先生。”刘四这时候挺起了身子，仿佛“重要的消息”使得他可以与英格兰绅士平起平坐了，“李先生不是一直在庐山选地吗，小的打听到九峰寺旁边有地出售。汇东，寺里的汇东和尚说，只要买家好，可以卖，可以卖的。”
“是吗！”李德立说，“这确实是个重要的消息。”
002
这是个颇有凉意的早上。昨天夜里下了雨，尽管雾气较大，气温还是降了不少。
本来尚未到酷夏那种暑热连天集聚累加的季节，温差是有的，早上和晚间适宜活动。刘四送来的信息提振了李德立再一次上山觅取土地的精神。
约好约翰·阿奇博尔德先生，去九峰谷看地。
恰好昨天《新闻报》的记者到了九江，今天也邀请一同登山，欣赏欣赏风光。
李德立吩咐秘书装好花销的铜板，带上三十五份新出的《传教者》 ，雇了辆大的马车，偕同《新闻报》记者多丽丝小姐、传教士朋友阿奇博尔德先生，一起前往九峰山。
多丽丝是个非常典雅的姑娘，栗色长发，大眼睛，来自汉普郡的拜辛托克，大学新闻系刚刚毕业，就到远东来了。
多丽丝说，来到中国，就业《新闻报》 ，走了一些地方，看到民众生活在不可思议的状态中，不惜身心投入，要用好自己手中的笔，写出新闻，更要创作社会生活纪实作品。
阿奇博尔德先生是个成功的商业家，拥有航运公司和长江上的货轮。
他曾经异想天开地想在江上避暑，专门购置了一艘小轮船用于生活，后来实践证明并不可行。
阿奇博尔德和李德立一起上庐山考察过几次，也希望有一片庐山上的土地，建一座自家的别墅。
多丽丝透露，自己在大学时，就非常崇拜娜丽·布莱，立志要像娜丽·布莱那样，做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
李德立说：“哦。娜丽·布莱，‘平克’， 她在受洗时穿的衣服是浅粉红色的，一位身材单薄却志向宏大的女性。她好像在《纽约世界报》？”
多丽丝说：“是的。娜丽·布莱曾经在‘匹兹堡电讯’，后来前往纽约，进了纽约世界报社。”
阿奇博尔德说：“《纽约世界报》以煽情报道著称。老板约瑟夫·普立策，新闻大亨。”
多丽丝说：“普立策资助了自由女神像工程。他设计了一个营销策略，鼓励人们为这一伟大事业捐献一分钱，承诺在报纸上印出每个捐献的人的名字。人们都高兴地捐款，快乐地捐款。”
李德立说：“出色的策划，非常之出色。众人为了能够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不但捐款，还购买普利策的报纸，大大提高了报纸的市场占有率和社会认知度。同时，源源不断的捐款，也支持了自由女神从法国‘走’到了美国。”
“美国独立100周年的纪念礼物，高大，在哈德逊河口，航线的附近，进出港口的旅客，老远都可以望见。”阿奇博尔德说。
多丽丝说：“自由女神，目视前方，手握火炬，向空中高高举起，姿态非常优美。尤其是夜间，火炬里面的灯光通明发亮，使雕像更为清晰、壮观。”
“普利策，”李德立说，“报业大亨，策划大师。”
多丽丝说：“普利策知人善任，聘用了娜丽·布莱。娜丽·布莱到纽约世界报的第一项工作，是写布莱克韦岛上女精神病院的故事。或许是她开创了新闻调查的先河。”
娜丽·布莱练习、模仿“精神错乱的表情” ，佯装成精神失常的病人，被送进布莱克韦岛女精神病院，接受精神病患的待遇，在病院的可怕环境下采访。
她度过了十个难熬的昼夜，最后，在《纽约世界报》的律师的帮助下，成功地离开精神病院。岛上十日，使布莱写下深刻的报道，让该精神病院的种种黑幕及病人的不幸遭遇公之于众，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精神病院的管理者和医生坐立不安，立刻加大投入，改造设施配置。一个月后布莱以大陪审团成员的身份回访布莱克威尔岛时，之前的许多不良情况已经得到了纠正或者有所改善。
李德立说多丽丝：“这就是深入调查和公开披露的力量。你是个女孩子，否则可以微服采访长江航运。航道上，有水贼。阿奇博尔德这位大船东，已经认识你了，否则你还可以设法搭他的顺风船秘密采访，你会发现长江航道上，有很多故事。”
阿奇博尔德说：“中国船，中国人的船，中国船东的船，在长江上确实很危险，很不安全。劫匪出没，防不胜防。但是挂有米字旗的船，劫匪是不敢随便招惹的，地方港口的胡乱收费也是有忌惮的。”
“哦，感谢维多利亚女王，感谢爱德华君主。”多丽丝说。
阿奇博尔德说：“多丽丝你既然来到了九江，就多多关注李德立先生的事业。李德立先生有个事业，宏大的事业，正在开始，或者说，近几年一直在开始。我，我们很多人，都是她的支持者。”
“是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构想。也是正在开始的。一直在开始，也说明没有开始。”李德立说，“很难，阻力重重，但是，需要，尤其是在九江、汉口这一带地方生活的外国人，需要。”
“这么说吧，”阿奇博尔德道，“九江、汉口的酷夏季节，我们受不了，我们需要清凉的住所……”
“传教公会的捐款，让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动员和设计众人预先投资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可是后来……” 李德立说着忍不住笑起来，“多丽丝你猜，发生了什么？”
多丽丝耸耸肩膀：“一定是个神奇的故事，神奇得我猜不到啊。”
“阿奇博尔德他们当时也猜不到。”李德立说，“确实，这个故事，让我改变了方案。我们现在已经从浔阳镇走到柴桑镇了，再走一阵就要上山。上山前绕道去看一看去年新来的同道班奈特。班奈特先生，加莱人，法国加莱，我们的海峡老乡。见到班奈特先生之后，讲这个神奇的故事就更好了，因为我们会经过故事的发生地，还要见到故事的主人公，多丽丝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个百分之百中国情调的故事了。”
“好啊好啊。”多丽丝说，“班奈特先生就住在附近吗？”
“是的，说到这就到了。”李德立他们下了马车。随行的《传教者》印刷所的小伙计从马车上取出所带的资料，三十份，叩开了班奈特的家门。
班家很是狭窄，或许是为了节约租金，也或许找不到较为宽敞的居所。好像是自己动手将一个大房间分成了内外两部分。班太太和两个还是三个孩子在里间。外间基本上等于门口，仅供几个人挨挨挤挤地坐下而已。
班太太出来见客，然后端来一盘小小的红红的时令樱桃果。
李德立说：“我带来了三十份福音资料，你留一份学习，其余的分发给柴桑镇这里的传教人。也便于多跟他们见面，交流。你会越来越熟悉情况的。”
班奈特说：“是的，是的，我们一起做礼拜，祈祷，唱诗。”
“多跟当地的华人信徒见面，交流，也好学习当地话。像我这样就没有语言障碍了。有发音而且有调门的华夏语言九江腔，做主日崇拜，进行布道的时候，当地人就很乐意听。传教使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关隘，就是语言。”
有的西方人，觉得华语太难，故而不愿意学。尤其是哪些经商的西方人，打算发财之后离开这片东方的土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做生意靠翻译帮助，不想花时间花力气学习华语。
李德立则一开始就不让消极情绪影响自己，下定决心，学好中国语言，用好中国语言。
起初，他用尽了在剑桥大学修读希腊语的方法，自“文”入“语” ，从文字到语言，然而却始终不得其道。
希腊语是表音的，华语是表意的，华语的读音很少，但有不同的“调” ，不同的音调代表不同的汉字，使李德立无法借鉴西方语言的学习经验。
西方人听不清华语的音调，这是在西方人中广泛存在的缺陷，一些鲁莽的传教士因此被受过教育的中国秀才们笑话。
李德立后来渐渐悟到，必须打破头脑里固有的西方语言结构模式，在心中建立全新的中国汉语体系。
明确了方向和战略，李德立发现的所有困难都令他兴奋。克服一个困难，就上一个台阶，克服一批困难，就使他拥有了一大堆深入了解中国的能力。
渐渐地，李德立进入了美好的享受的境界。他热切地体验着学习华语的快乐过程，甚至为中国话语音和结构的特别而感到由衷的愉悦，看到中国男人脑后拖着一根辫子，头型像个字母“Q” ，也不那么奇怪了。
经过不懈的刻苦学习，李德立终于能说出一口精准而又富有感情的、非常地道的华语了，以至于在布道的讲台上，他的华语比英语还顺溜。
去年回到英伦，在教堂中祈祷，面对英国同胞发表感言，说了一半，意识到自己竟然不假思索地在说华语，才赶紧换做英语。
班奈特在故乡加莱长大，大学是在法国念的，和李德立他们对话，他的英语和法语混杂在一起，本身就有些吃力，若要他再来一板汉语，跟李德立交流，他确实力不胜任呢。
李德立鼓励他道：“班先生来到九江才半年，华文华语已经掌握得很不错啦。”
班奈特表示，要继续努力，尽可能早一天像李德立这样，成为华语通，华文通。
李德立说：“我听说了，知道了你的孩子们身体不好，柴桑的夏季和浔阳的夏季一样热得难受。我在狮子庵那里有一间平房，夏季比较凉爽。去年我请斯帕汉姆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在那里居住，度过了夏天，他们孩子的疾病得以康复。今年夏天你家就住到那里吧。”
班奈特说：“斯帕汉姆先生一再说起这个事情，说李德立先生自己一家人夏天也非常难熬，他们的孩子身体也非常弱，有个孩子还是早产儿，他们已经忍受了七个酷热的夏天了，李德立先生还是把自己新租的避暑房让给了他一家……”
李德立说：“是的，早产儿需要特殊的护理，但孩子是个英雄，挺过来了，已经一岁多了……”
告辞班奈特一家，马车送他们到得山麓的一个村庄，李德立到村子里去请中国朋友胡之祥。
胡之祥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绅士，在赣州府任职，称病回到故乡，已在庐山脚下赋闲多年。
中国清朝的州府，是一方地方衙门，掌政令，领属县，治理百姓，审决讼案，考核属吏，稽察奸宄，征收赋税，职责广泛，因而胡之祥尽管休养在乡，分量也不一般，在乡绅中影响力甚大。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基层社会是由乡绅“管理”的。所谓“皇权不下县” ，说的就是朝廷的行政管理只到县一级，“县衙”是最低的政治衙门。有的地方有亭长、里正，他们也是乡绅们决定和推举的。
县以下的乡村，由乡绅们共同治理，由乡绅们将皇权意志执行到农户和农夫。县衙对所辖的地方征收税赋，也是通过乡绅来实现的。
胡之祥在赣州府衙任职，回到乡里，是比知县身份还要高的官员，在乡绅中间的威望自然很高。
胡之祥喜好中国传统字画，李德立也有这种偏爱，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去年租赁狮子庵旁边的避暑平房，李德立就是请胡之祥做的“中间人” ，既是引进者也是见证者之一。
胡之祥说：“昨天接到您派人送来的信儿我就打探九峰谷的情况了。李先生您得到的消息是确实的。”
李德立说：“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派人报告给您。为了得到避暑居住的土地，胡先生您帮我费心颇多，陪着我考察，谈判，我和所有的怀有居住意愿的外国人感谢您。”
“玉成好事，是应该的。”胡之祥说，“九峰寺这个方丈，汇东和尚，好像想通了。明白了清心静修乃是正途不错，但是盘活地面，扩大寺产，也关乎未来，有益于香火前景，所以可以商量了。”
“是的。”李德立说，“眼看夏季像跑步选手一样，呼呼呼地冲过来，我心中着急，昨天上午得到消息，就立即派人送信给您了。”
“我做好了上山的一切准备，可以动身了。”
李德立请胡之祥再安排几顶轿子。胡之祥命仆人又叫来了三顶，另外多安排了四个轿工，在路上做替补，说：“登山道路难行时，可以替换脚力。四个人也不空走，带一些斋饭。”
“您考虑得周到，周到。”李德立感激地道，“我有两位客人。一位女宾，多丽丝小姐；一位船东，阿奇博尔德先生。”
胡之祥说，他还命人预备了食物和水，以应路途之需，还有早熟的杨梅，特意使盐水泡洗，又用清水漂净了，“多丽丝小姐，这个最适应您品尝了，先尝一尝，尝一尝。”
多丽丝吃了一颗杨梅，酸得流口水，笑道：“不再口渴了。好解渴啊。”
胡之祥取出自己创作的一幅书法作品，道：“说起来，我和汇东和尚也不生分，今天去见他，议事，给他带上这个，让他悬挂在禅房里，观赏、品味。”
李德立感谢地说：“老朋友比我想得还周到，非常感谢。我想汇东和尚会喜欢的。”
“走吧。力争午前赶到九峰寺。”胡之祥说。
四顶轿子，四名“备胎”轿工。健步快行，轿子不停，眨眼到了李德立他们方才停歇的路口。
李德立命令落轿，走出轿子，说多丽丝：“来，随着我来。请看，这片山崖，这方告示。”
靠三叉路边的一截山崖，被人力铲平了的壁上，是一方告示。文字漫漶了，依稀可以看出原先是用白粉书写的汉字。
“这就是我要讲给你的缘起。胡之祥先生，是这个神奇故事的当事人。要么请胡先生来讲一讲这个故事，让我们的记者多丽丝小姐深入了解了解百分之百中国情调的小传奇吧。我来翻译。”
胡之祥说：“记者小姐需要知道这个路口。通行的人很多。你看，现在就不断地人来人往。”
他接着介绍：“往那边去，是庐山的主山，就是连到西南边的大山，砍柴的樵夫多往那里去。往这个方向，往东北，就是九峰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我们来的这条路，已经走过的，它通柴桑、浔阳，通江边、港口。”
胡之祥以手示意山崖上的告示，说，这份告示的内容，是李德立和他共同起草的，大约有一百言，标题是“信上帝，得永生”六个字。
这份告示，由胡之祥命人使白粉书写，告示末尾的落款，是李德立他们当时集资新建的一处教堂，地点、布道时间、诊病时间、礼拜的农历对应日等。
这个告示处于行人繁忙的路口，附近村民来来往往必经之地，看到的人应当不少，人们相传相告，知悉的人就更多了。但每逢礼拜日布道，总是人气淡淡，人数寥寥，很久未能改观，未见起色。
可是，忽然人气暴涨，人数骤增，连续几个礼拜日，人满为患，连门外空场上都挤得水泄不通。
忽然间布道的效果变得这么好？李德立百思不得其解。而且，人们好像心不在‘教’ ，临近结束时交头接耳，仿佛期盼着布道之后有什么分发似的。散场了，不很快散去，相互打听……他们在说什么‘水牛’‘水牛’……
李德立说：“忍耐不住的人干脆质问我们，你们什么时候给我们水牛啊？”
水牛？李德立和传教士们未免讶然。水牛是怎么回事？谁说的要送人们水牛啊？
不错，水牛是九江平原上主要的生产工具，不，简直是一家的全部的生产力，养一头大水牛甚至是穷人家几代人的梦想。他们期望教会发放水牛？教会有水牛吗？教会能买水牛送给信徒们吗？
“我请胡先生费心弄清楚‘水牛的传说’是怎么回事。”李德立说。
胡之祥走近路边崖上的告示牌，说：“我问人们，又跟着人们来到这幅告示前面。现在模糊了，那时候很清晰。多丽丝你请看，最上面的标题，六个大字，隐隐约约啊，‘信上帝，得永生’ ，不晓得让哪个人用柴刀刮去了笔画，变成了‘信上帝，得水牛’。”
李德立给多丽丝翻译，华文的“永生” ，刮掉“永字头部的点和折，“生”字刮掉底部的一横，就变成了“水牛” ，像英文词汇Hour被变成Our，Time被变成Tim似的……
“哦，天哪！”多丽丝叫道，“永生，水牛。水牛，原来如此！圆滚滚的，眼睛很亮，那种动物，耕地的家畜……”
“这个被中国机灵人修改的告示，改变了汉字，也改变了我的想法。”李德立说，“本来我在向众多的外国人预先筹资，像圣公会征募的捐款一样，用来购买庐山的土地，建造居屋。水牛事件，使我们不得不考虑改善当地中国穷人的生产和生活，我们真的开始将从传教人员中募集来的款项，不仅用来购买水牛，而且购买穷人需要而买不起的农具，这个事情，我们教会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至于庐山避暑土地，我决定，一个人承担起来。”
“我的社会调查，一开始就有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中国故事。”多丽丝说，“这个告示很不清晰了，否则我得拍摄一张照片。现在缺少胶片，报社过一段时间会给我配备美国伊士曼的便携式柯达相机，用的是一卷一卷的胶片，那就好了。”
李德立说：“在你的新相机到来之前，我们支持你这台相机一些胶片。”
继续走往九峰山。
李德立介绍说，在中国宣教，有两条路线之争，一是戴德生牧师的“福音路线” ，一是李提摩太牧师的“慈惠路线” 。戴德生牧师看重传讲的道义内容，李提摩太牧师则提倡在帮助中国人生活的层面上弘扬基督精神。
“我是李提摩太牧师的追随者。”李德立道，“学好中国话，交好中国朋友，用心沟通，服务至上，穿针引线，不弃细微，是我要做的，我们要做的。”
阿奇博尔德说：“我也支持李提摩太牧师的倡导，我们‘长江传教社团’都支持，跟李德立先生一样。”
胡之祥说：“戴德生牧师的‘福音路线’适宜上层社会，对大多数九江民众这样以贫寒为主的人群，传教，是需要李提摩太牧师的‘慈惠路线’的。”
“不同种族的沟通，文化沟通，世俗沟通，人情沟通，是不容易的。”李德立道，“泰晤士报，转载了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的系列文章，去年回英国，我看到了一篇讲慈善救助的。读了之后，尤其让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眼中的‘洋人’ ，沟通，难，但重要。”
阿瑟·史密斯在文章中说，有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北部，答应了当地乡绅的请求，为一个盲眼的乞丐做手术，医好了白内障。乞丐重获光明了，传教士却麻烦了，乞丐的家族很多人找上门来说：人家是靠瞎眼要饭的，你给治好了，以后怎么要饭？你必须赔钱。乡绅也附和说，瞎乞丐治好了眼睛，无法再去讨饭博人同情了，你应该雇用这个乞丐去教堂看大门，挣一份薪水。
阿瑟·史密斯在文章中感叹，在中国行善难。中国有句俗话，叫作“开仁德之门，难：关仁德之门，更难。”善行的结果怎样，善行会给自己惹来什么样的麻烦等等，没有人可以预料，所以，在中国行善要谨慎，最好的办法，就是做那些不会惹来麻烦的善事。
“能在庐山上建起一大片西方人的避暑社区，带起当地民众的各种服务，他们的生活面貌也是会改善的吧？”水牛事件之后，李德立常常这样想。
几顶轿子在向上行进，由于路窄，一行人扯成了较长的一条线。
李德立似乎自言自语地道：“购买荒山，规划开发，地产销售……这是个宏伟的构想，还是个虚幻的梦想呢？”
003
胡之祥说：“千万不要落雨。登山，遇雨，情调不错，行走就难了。”
“九峰这里，我也来考察过。九峰山是一堆山，或者说，是庐山的一个区域。”李德立说，“我们要走进去了。可惜今天阴沉，否则会看到，形势挺大的呢。”
李德立说，以前他总是把目光放在西南边的庐山主峰一带，没有过多地关注此地，再度前来踏勘，方觉得九峰山区也是很好的。
在坡度较大的一段山路上，李德立他们跨出轿子步行，让轿工们轻松轻松，跟在后面。恰好中午时分，云雾淡化，旁边的山景如同水墨色彩，怡人眼目。
黄绿、深绿、墨绿……山麓有农民在开荒。他们开出来的荒地不大，也不平，似乎……是在种菜？
一行人稍微关注一下山麓的开荒人，道路另一侧的疏林后面忽然又有开荒人出来了，跟李德立打招呼：“李会长是你们呀！上山去吗？我们每次都去做礼拜，听你布道呢。”
李德立大致认出了他们，说：“哦。是你们啊，你们好。我们上山。”
“山上怕有雨啊。我们这里有几件蓑衣，送给你们带着吧，我们现在就要回家了。”
“谢谢，不用了。就在九峰寺附近，真要下雨了，就到寺里避一避。”李德立说。
果然，山中雨多，而且说来就来，走进中峰脚下，雾珠就变粗了，渐渐成了雨水。紧赶慢赶，到了寺院，见到了住持汇东。
僧人们正要开午斋。胡之祥说：“我们带来的有些素食，送进厨房加工一下吧。”
汇东和尚把客人们迎进客房，道：“胡参政总是这么细心，光临敝寺像走亲戚一样。寺里招待施主，还是不用担心的。如果山路难行，过了斋饭时间，为施主现做，无非稍微迟缓一些而已。”
入座之后，胡之祥介绍道：“这位是九江圣教美国卫理公会的李会长，李德立先生。这位，江上运输业大亨，阿奇博尔德先生。这位，多丽丝小姐，是上海《新闻报》记者。汇东法师，是九峰禅寺的当家，我的朋友。”
“山寺贫寒，能得贵客驾临，善哉善哉。”汇东和尚说，吩咐小沙弥去安排斋饭，“空山新雨，九峰一碧，山岩草木都给洗得清爽，正是为了高朋雅聚，太好了。”
到斋堂用了斋饭，汇东请客人到茶室入座品茗，“新茶。山寺自家栽植的茶树。寺里炒茶的云游未归，采来之后，送下山去炒制的。请，请，请……”
“我这几年也学会品茶了，闻香了，喉韵了，略懂一二。”李德立说，“九峰山茶，气味已经嗅到，好啊。多丽丝小姐，阿奇博尔德先生，品一品。”
“好茶。”胡之祥说，“九峰簇拥，状若莲花。此茶乃是莲花芯中所产，自是与众不同。我在赣州府中，常邀请同僚品茶，故乡山茶，备获赞誉。”
阿奇博尔德说：“中国香茶，确实很好。多丽丝，你觉得它新鲜吧？”
“是的，非常奇特的清香。”多丽丝说。
“九峰山，我是来过的，但还没有拜访过法师。今日相见，非常友善。这是我们双方的福分。”李德立说。
胡之祥说：“汇东是很有想法的，希望扩大禅寺的规模，提升禅寺的档次。接受更多的香火倒在其次，为了雪樵法师的心愿。是雪樵法师，在荒草间，在废墟上，发大愿，出大力，重建了山寺。可惜的是，当时数年化缘，所得财物有限，山寺尽管重建了，规模、档次，终是法师的遗憾。”
汇东说：“其实论起来，雪樵是我的师祖。我跟着师父来到山寺的时候，师祖已经心力交瘁，祝福我们好好看管寺院。我的师父到别的地方做住持了，我牢记师祖的教诲，发愿要把山寺建得更好。”
“寺院的现状，确实比较淳朴。”李德立说，“可以看得出来。”
“师祖的山寺，有的殿堂墙壁，还是荆条编织，涂了泥巴的，栋梁之材也都不大。另外，后面留着三重大殿的位置，有待建设。”汇东说，“敝僧本人，还有徒弟们，要把担子挑起来。”
李德立把这一番交谈的内容翻译给多丽丝听，多丽丝频频颔首，向汇东伸出拇指。汇东和尚双手合十，加于额上回谢。
“我了解汇东，扩大山寺规模，提升山寺等级，是现实的需要，是对师祖遗愿的珍重。”胡之祥说，“其实他是个文化僧人，讲经通俗有味，也非常爱好书画。”
这么一说，众人这才发现，山寺茶堂的壁上，张挂着多幅字画。
“如意宝轮” ，是其中的一幅。画的是一架原木几案，拙朴老旧，置于空处，案上似乎有物放光，但光之中心一片空白，并无任何笔墨点染痕迹。
禅意。这就是禅意吧？
汇东道：“如意轮，如意宝轮，或者叫如意宝珠，俗世肉眼是看不到的。乃是世上无比宝贵之‘实相’ ，就是实物吧。
“经文说：‘如意轮宝者，能雨一切世间七宝及无量宝。于真实道，能雨无上福智之宝，一切法生处，一切法灭处，八相化物，皆在真实之中。’
“一切珍宝，皆在如意轮中。犹如水月，感应俱时。因果一实，不可思议。”
胡之祥说：“这么理解吧：具足诸佛菩萨万德庄严，无一缺减，是名如意轮也。”
李德立为多丽丝翻译这幅画的画意，多丽丝凝眉静听，末了，用英语道：“哦，最珍贵的宝物。我想，这是他们的‘圣杯’吧。”
这幅《如意宝轮》水墨画，署名“弗兴” 。
汇东说：“弗兴，是湖州人。《尚书故实》记载说，其为‘江左画人，运五千尺绢画，心敏手疾，须臾立成。头面手足，无遗尺度。’弗兴曾在孙权手下做事。他的佛画，或是卷轴，以供礼拜，或图寺壁，以助庄严。据说，他画的佛有高达五丈的，妙相庄严，令人肃然。”
“太珍贵了。弗兴的画，传世极少，极少。”胡之祥说，“敝人为汇东书写了几个字，在佛光前面，不敢拿出来了。”
汇东和尚说：“拙僧敬仰胡参政，人品、学识，当然包括字画。要和弗兴的画一样珍藏。”
胡之祥让从人取出书法作品，赠送予汇东和尚。
汇东感激地接过，展开，给众位欣赏。四个大字：“清旷萧疏。”
大家都说，字好，表达的意境好。
“知我者，惟有胡参政也。人们都看敝僧一心在于在于金钱筹措，在于山寺建造，惟有张兄，洞晓我心。”汇东感慨地说，“敝僧岂不知趺坐谈禅、品茶论佛舒服？可那要放在建好山寺、塑好佛像之后呀。”
胡之祥说：“李德立先生告知我，要上山拜访，时间急促，写好后未能装裱。”
“这就很好。若需装裱，我自己拿下山去装裱就是了。装裱如果不好，伤书画，又招蠹虫。软页子，更适于作为宝物收藏。贵客驾临，沐手欣赏。然后，收入樟木匣中，最好了。”
汇东说着，为众位客人沏上新一轮茶水：“请，请，请……”
品茗、交谈，大约半个时辰，外面，阵雨也过去了。新雨之后，尽管远望群山还在淡淡的雾气之中，近看山树，却已新受洗礼，绿得晶莹透亮。
“这个寺院是上一代僧人修建的？看起来不是非常古老啊。”多丽丝问。
李德立翻译给汇东法师听，汇东说：“是我的师父的师父，下山化缘，求得施舍的财物，省吃俭用修建的。有一些九江大户、富户，都施舍了钱财。”
“施舍？就是捐赠？他们是值得寺院记住的。”李德立说。
“是啊。”汇东和尚道，“寺院感谢他们的施舍。不过在历史上，这座寺院一直存在。我的师父的师父来的时候，破败了，他化缘，求施舍，就是为了复建寺院。”
李德立问： “很古老的时候，就有九峰寺了？”
汇东道：“这座山寺，最初建于唐代。唐代早期，尊扬道学，中后期，崇奉佛教。”
胡之祥道：“嗯。如果始建于唐代，应该是中唐吧？晚唐可能性不大，晚唐兵荒马乱，人心不安。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最早建于东晋，继慧永法师创建西林寺、慧远法师创建东林寺后，稍晚即与大林寺、云顶山寺同期建成。
“在宋代，这里的山寺，香火还是很盛的。”胡之祥接着说，“到了明朝，就渐渐衰落了。有清一代，又有修建，但是顺治年间，清军渡江杀戮，惨案迭出，扬州、嘉定，血流遍地。此地的山寺，也未能保全。
“后来，有一任‘九江钞关’监督，名字叫唐英，带头捐助资财，复建被毁的九峰寺。此人本系朝廷内务府员外郎，在乾隆四年‘移调九江钞关，兼领景德镇窑务’。唐英有两个儿子，长子唐文保，在造办处主管唐英所进瓷器事务，次子唐寅保，随唐英在九江钞关理事。
“唐英七十五岁之年，大暑天气导致咽喉病痛复发，两月不治，故于江西任所。
“由于唐英‘资性不敏’，没有考得功名，这是他在自述里边说的，所以特别重视子弟的学问。次子唐寅保乾隆十三年考中进士，喜为状元，唐英异常高兴，带头捐建寺院之后，又捐建了马尾水大涧的石拱桥。
“状元桥，一会儿我们过去就会看到。马尾水小瀑布，从高处飘下来之后，在涧谷汇成泉流，好似仙女飞纱。石拱桥涵，承接两山，是一美景呢。”
仿佛为了让李德立他们看清九峰寺的全景，云雾都知趣地散开了。
罕见的古银杏树，似乎在微笑迎客。其中一棵，汇东说是植于唐代的，另外两棵，植于南宋末年。
寺院周围，山峦簇拥。翠竹绿树，清凉幽静。
难怪古往今来，道士僧家、文人墨客，来来往往，作诗咏物，此地确实甚好，甚好。李德立几年来，总觉得北山可用土地狭小，一次又一次奔波、考察南山。此番前来踏勘，方知此一九峰谷，尽管面积有限，却也是上好的避暑胜地啊。
李德立祈祷上帝察见人间需要，使饱受酷热煎熬、瘟疫威胁的人得到凉爽、舒适的居所。蒙受上主应允的例子太多了。耶稣与我永在一起，多加感谢护佑。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胡之祥似乎无意地绕过来，低声对李德立道：“方才从寺里出来的时候我和汇东说了，他愿意做成事情。”
李德立说：“哦，好。我看此地不错，长年云雾缭绕，清洁、清爽、清静。”
看到了一些洋房，李德立知道，那是俄国商人建造的。
这时，汇东走了过来，李德立就问他，俄国人是租的还是购买的。
汇东说：“租的。不是经我手租出去的，光绪十二年，师父做住持的时候就租给他们了，七年了。”
汇东解释，那里原是寺院的竹木场。租给他们，他们拆了草棚，盖洋房了。“另外的那座别墅，是九江海关特派员的。您知道，他们手中是有权力的，如果想要一块土地建造别墅，肯定不难。”
李德立委婉地表示，避暑不能拥挤，离开他们一点比较好。
“是不是，胡参政？”李德立故意问胡之祥。
胡之祥附和道：“嗯。是的，那是。”
汇东说：“离开他们一点没问题，九峰谷的土地都是山寺的。”他指着另外一片地方，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圈，道：“绊藤坡。那片地方，我们叫绊藤坡，开辟出来，其实更好。”
“长久的荒山，荒地。”李德立说，“它为您带不来多少经济收入。”
“一亩地几千文总是要的吧？”
“浔阳城边，一亩平地，也不过要价三千文，三两白银。”
“您压价了。价格我们回到山寺再议。不过李牧师，您若买下了它，您得保证不能在此地建教堂，这一条要写进地契里。”
“教堂是不会建的。避暑，我们一再说，需要避暑，居住。我们能够成交，乃是互成好事，一方有了凉爽的度夏的地方，一方得到资金，可以升级建造寺院。”
“互成好事，当然是这样，当然。”
在外面转悠、观览了大半个时辰，回到九峰寺茶堂。“品茶。请坐”汇东说。
寺中的小沙弥已经加热好了泡茶的泉水。泡好，给每个客人斟上。在外面活动了之后，觉得茶水最相宜。大家又赞茶好。
饮了一阵茶，汇东和尚搬出一个樟木箱，打开来，一份一份地取出好多地契文本，给李德立看：“这是前朝的地契，山寺几次扩大土地区域，都是有证据的。”
李德立说：“这些地契，真实可信。山寺愿意出售给我土地，我们双方也是要认真签署契约的。”
胡之祥说：“是啊。是的。”
李德立希望抓紧时间，商谈价格。他先跟胡之祥交谈，然后胡之祥和和汇东交谈，分别再交谈，一来二去，三番四次，最后坐下来，胡之祥高兴地说：“今天的茶，是越品越有滋味了。”
显然，无论是每亩荒地几千文，或是几两白银，双方谈定了一个合适的价格，只待选择时日，实地测量，确定地界和面积了。
阿奇博尔德说：“很好，很好。”
当时中国的土地价格，人们都知道的。上海租界，每亩地铜板九千文，折合白银九两。九江近郊，最好的地段，能在每亩地五千、六千文的价格成交。野岭荒山坡地，一千文就是高价了。
不过九峰寺所在乃系避暑宝地，双方商谈的又是永久产权，购买之后，任凭产业主人建造，重要的是，一座陋寺和一个西方人做交易，一方甚是满足，一方觉得合算，是很好的局面了。
汇东说，“按照惯例，我们要找一些见证人。附近关心寺产的绅士，有做见证人的经历。我们可以分别邀请几个。”
“好的。我相信法师，法师相信我，这就是成交的最好基础。我们不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可以邀请到一些见证人。”李德立说。
汇东说：“绅士们乐意见证山寺的事情，定个时间，邀请他们，就会到场。只是，李牧师您知道，敝僧一心一意为了山寺的修建筹集资金，出售的土地价格已经优惠了，由您给绅士们发放见证佣金，比较好。”
李德立说：“可以。”
汇东道：“李牧师是个大方人，也是个痛快人，山寺得有这样的高邻，非常荣幸。”转而对胡之祥道：“敝僧会抓紧时间，联络有名望的乡绅，参政和李牧师也联络几个？”
胡之祥说：“我和李先生商议吧。我们也抓紧。”
004
九峰山的土地，已定好下周去丈量，立界碑。推进算是快的了，因为要约一些头面乡绅，见证买卖事宜。
这个礼拜天，李德立要到濂溪的教堂去布道。新闻报记者多丽丝约好了去九江府采访。
李德立预备好了《圣经》 、最近几期《传教者》 ，还有一些单页的华文布道小传单，教会捐增了不少食物和生活用品，装上马车，早早出发了。
在李德立的阅读中，最近占据了较多时间的是最新刊行的《盛世危言》 。
作者是华夏学人郑观应，他痛感这个国度的权力之人违背圣人教诲，“是古而非今，逐末而忘本” ，提出，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敢于和西人交朋友。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
六十年来，开放万国通商，中外商人急切发财。然而，讨论革新还是守旧、办洋务还是守海防，或者赞成复古，反对今天，或者追逐微末，忘乎根本。要寻找能够洞幽烛微、胸怀战略的人才，有几个呢？
郑观应认真研究了西方的风俗、政教，认为西方富强的原因在于实行了民主制，在于重视教育，在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邦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
郑观应我虽说并不聪明，但从小涉猎书本和历史，长大后从事贩运买卖之事，愤恨某些外族的要求，痛惜大国朝廷的失策。于是，学习外语，远渡重洋，每天跟外国人交往，观察他们的政治和文化，了解他们的习俗和时尚，研究他们得失和盛衰的原因。
“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
方才知道，他们治国和富强的根源，不全在坚船利炮，而在于议院体制，上下一条心，兴办学校，教育培养有方法，扩大研究机构，重视技术培训，分别科目教学，使人人都能发挥才能；传播农业知识，发展水利事业，变贫瘠土地为肥沃良田，使其产出最多；修建铁路，敷设电线，减少税收，支持商务，使物资充分流动。
凡是某项事物的管理人员，必须精通某项事物。做文官的人，必须是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做武官的人，必须持有军事院校的文凭。官员一般正常升迁，而不跨行业调动，这样，他们发挥个人所长，就名副其实了，跟我国的官员任用制度不一样。
朝廷态度表面上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却“遗其体而求其用” ，侧重于形式的抄袭，忽略了灵魂的寻觅，这样是很难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单纯购买机器、枪炮，而不采鉴政体、教育、吏治，不可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德相俾斯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
郑观应借德国首相俾斯麦之口，对大清朝廷的政策进行了批评，主张参考有识之士的建议，改进政务。。
“众非之中，必有一是焉。”惟有“广开言路”，使人民畅所欲言，国家的政策才可能符合形势的需要，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但郑观应也没有把西人当作真正的朋友，他论说形势曰：“屏藩尽撤，强邻日逼” ，认为朝廷应当采纳自己论“洋务”、谈“变法”的观点，取用西方的体制建构，使社稷由衰而“盛” 。
他引述淮军领头人张树声的话说，“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利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西方人建立国家，知道本末各是什么，虽然他们的礼乐教化，远远比不上中华大国，然而他们能够达到富强，也具有学习的价值。
学校培养人才，议院讨论治理，君民一心，戒虚务实，谋定后动，这就是他们的体制优越性。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都是他们的技术运用罢了。
中国遗失其体制而学到了其皮毛，跟随在屁股后面，终有一天会力尽而摔倒。体制相去太远，即令舰船排成队，铁路通四方，难道就能跟强者抗衡了吗？
郑观应是个明白人，他说，除了张树声这样的华夏人士，“彼西人之久居于中国者，亦曾著《自西徂东》 、《局外旁观》 、《变法图强》 、《中西关系论略》 、《七国新学备要》等书。日本人论中外交涉，更有《隔靴搔痒论》十三篇，事杂言庞，莫甚于兹矣。”
那些西方人在中国生活久了，也看得很清楚，他们著有《自西徂东》 、《局外旁观》等书籍，日本人也有《隔靴搔痒论》 ，专说中外关系，事情庞大，言论繁杂，莫过于体制改革了。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寄寓着对“变法”的渴望，对“盛世”的憧憬。中国人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言语虽小，确实可以喻大。但郑氏笔触，全在统治分子一方，殊不知被统治一方，亿万斯民，更面临着救困、帮助、开导、教化，使其正常生活和思考的难题。
传播福音和救助民生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
中国人讲究烹调，但经过观察，发现他们的食材比较简单和低劣，靠厨艺提升口感。他们每天在饮食上消耗得很少，一般的穷人不过一美分到两美分。
疾病，也困扰着穷人，让他们难受。即便是中国的富人，患了病也靠中医草药慢慢地“调理” 。症状减少了，消失了，他们认为治愈了，症状又出现了，复发了，他们说“又犯了” 。
华人中的杰出人物，清朝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是个上层人，非常有中国人所谓的“学问” ，但是，曾国藩本人的皮肤病，尤其是面部的白色皮癣，让他痛苦一生。
假若能认清皮肤病的原理，用科学的方法治疗，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可是曾国藩的家庭、曾国藩本人深厚的中国“学问”害了他。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的时候，怕别人看到身上的癣，燥热的夏天也穿戴整齐，先生还对他的“君子之风”大加赞赏呢。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二十七岁的曾国藩上京赶考，一路上和到京后数次收到家中邮寄的人参，他把人参熬煮了，每天饮用“人参汤” 。然而他只要服食了人参汤，皮肤病就会大发作一通，奇痒难耐。于是就去求中医，开方子，买草药，“泻火” ，他们都认为是“上火”了。
服用几十副降火的中药，又尊医生的叮嘱“茹素” ，皮肤病渐渐蛰伏。曾国藩认为痊愈了，又开始熬煮人参，进入一个新的疾病轮回。
曾国藩通四书、熟五经，考中进士后，进入翰林院，自己能挣钱了，即开始大肆购买人参，自己实用，也往故籍家中邮寄，再后来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创建湘军，追剿捻匪，主办洋务……但是，人参这个“中国宝物”亲密陪伴，总也不曾少用，于是，他的皮肤病就愈来愈严重，折磨得他一辈子不行不行的……
曾国藩贡献很大，中国人敬服他，为他的疾病做美化，传说他是巨蟒转世，故而才有满身“鳞甲”——“火蟒藓” 。
学问宏大、才干超迈如曾军长者，尚且如此，可见，真正的开蒙、开智，对于这片土地，多么重要，多么迫切。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在中国社会的暗处，总是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不时地流传。说什么西方传教士是绿头发红眼睛的魔鬼，专门偷吃中国小孩的心脏，用照相机摄取中国人的魂灵，云云，云云，令人不解。
公元1870年春夏之交，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中国弃婴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
事实上，育婴堂收留的弃婴许多本已身患重病，奄奄一息。这时，谣言迅速出现并流传了，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杀害了孩子，并且挖眼剖心用于制药等等。
天主堂婴儿墓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胸腹皆烂，腑肠外露” ，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群情汹汹、情况已险如炸药桶，一燃即爆，清政府的天津知府张光藻却火上浇油，抓获两名拐卖儿童罪犯，次日即予处决。天津府的告示说二人姓名为张拴、郭拐。
“风闻：张拴、郭拐，受人嘱托，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政府在处决犯人的告示中写入并无实据的“风闻” ，而且还是“受人嘱托” ，那么“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的幕后主使者，便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了。
客观效果也正是如此，官府肯定了暗地的传言，盲目听信的就更多了，民间捉拿之风陡然变得猛烈了。
天津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审问，武某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消息未经核实，早已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愤怒地聚集在教堂门外，达万人之多，抛砖投石，砸打西人。
法国天津领事丰达业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调兵平息乱局。
遭到拒绝后，气极败坏的丰达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按中方的说法，丰达业在与刘杰辩论时，刘杰的一名跟丁冲到前面无礼，丰达业盛怒之下拔枪就射，打死了这名跟丁。
丰达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进一步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百姓当即打死了丰达业及其随从，接着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甫、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还有几名俄国人和数十名中国雇员，且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馆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
“天津教案”发生后，中国有人呼吁乘此机会，尽毁京城“夷馆” ，尽戮京城“夷酋” 。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罈装幼孩眼睛” ，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谕令曾国藩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
但宋晋之流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落在当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的身上，朝廷要求曾国藩“力持正论，据理驳斥” ，并要求各地做好开仗准备。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认真堪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谣言。
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眼珠的两个大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验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头。
可是，朝廷上下，舆论压力强大，总理衙门一日一催，且反指曾国藩有包庇人犯之意。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曾国藩的调查，天津更是人气沸腾，无法平息。
曾国藩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一方面是国外。清政府和民众不接受他的结论，法、英、美、俄等七国，也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最后，清廷急于解决“国际危机” ，态度缓和，而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二十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二十名洋人之命。
其实，二十名“凶手”中有些是已被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
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作法，连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认可，急忙写信劝阻。
案件未结，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原职，由李鸿章接办天津案件。
曾经不赞同曾国藩判案方法的李鸿章接管案件后，才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真不能不“一守曾氏旧章” 。只是由于被打死的二十名洋人中有四人是俄国人，而俄方只要高额经济赔偿，并不要中国人“一命抵一命” 。
这样，李鸿章只是将原判二十人死刑改为十六人死刑而已，其余如支付法、俄等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合计白银四十九万两，另派通商大臣完颜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等，完全依照了曾国藩的判法。
所幸时光流逝，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中国和西方的交往没有减少，而在增多，中国人对西人传教士和商人的认识有了很多改善。
所幸李德立他们来到长江中游的通商口岸，以温和的善意接触、认识中国人，请教、帮助中国人，渐渐地收获了民众的认可和热情。
中国人防范心理突出，但他们见到了传教士，看出传教士是普通人，是好人，受到了传教士的帮助，热情好客的优点也是相当感人的。
除了气候火热让西方人无法忍受外，百姓的反应当然是越热越好了。
不能否认，在暗地里，在中国社会的暗处，反对传教士的思潮、打击传教士的力量，存在。李德立到濂溪教堂的时候，山民刘四和一些壮年聚集的教堂门口一侧，仿佛要和某些人打群架的势头，见李德立到了，蜂拥过来汇报说有人想来闹事，已被他们吓退。
朗朗晴天，我们西人传教士在九江有百姓缘也有官府缘，难道还会出现此等状况？不过，刘四不会欺骗我，莫非真的有人暗中结团闹事？中国这方宝地非常奇妙，有时候你猜不透。
一般来说，世界上每个民族的人都希望尽可能隐瞒不好的消息，报喜不报忧，中国人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人有时候希望得到“答谢报酬”的方法也令人难解。
总而言之，这是个“智慧”的民族，它的“智慧” ，其他国家的人常常是追不上的。
李德立说：“好吧。他们影响不了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
教堂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水牛不一定发放给每个农家，但其他生产、生活物品的发放，跟前来教堂听牧师布道的次数相关，于是，众人的“热情”慢慢地就被延续下来了。
引领祷告之后，李德立开始了这天的布道：“今天跟大家分享：后验，后天的检验。”
我们盖房子，盖好之后都要检验它合不合规格，达不达到标准，决定是否马上入住。其实，这个房子，你入住了，时光也是要检验它的，往后的日月也是要检验它的。
细想起来，人生也是如此啊。我们所做的事，所做的一切事，虽然是自己用心判断了做不做和怎样做才好，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所做的事，最后必须接受各方面的检验。
旧约的《创世纪》中，有个罗得。罗得有很多牛，很多羊。他一生当中做了很多的事，他一次又一次的迁居，他的财富也在不断地增加。
由于他的牛群、羊群众多，他的牧人与亚伯拉罕的牧人争斗，他就离开亚伯拉罕，向东迁移到约旦河平原，逐渐挪移帐篷，到了当时的大城市索多玛，娶妻生子，混得风生水起，有头有脸。
索多玛是个以淫乱著称的罪恶之城，亚伯拉罕代求上帝以天火毁灭它。
在毁灭索多玛之前，上帝派天使救出了罗得一家人，但是罗得还是不肯回到亚伯拉罕那里，他的两个女婿，则根本不信天使所传达的话，以为是戏言。
罗得带着两个女儿，住到与神疏远的山洞中。
他那两个受到索多玛的罪恶熏染而失去羞耻感的女儿，不愿意绝后，用酒灌醉罗得，与他生了两个受神咒诅的儿子。
上帝降给索多玛一把火，罗得的全部家产被熔化，女婿也葬身火中。
我们看出来了，罗得一生忙忙碌碌，做了很多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成就，却经不起一把火的检验。当一把火来临了，他一生中所有的“成果”都被置于烈火之下，显露出了本来的真面目。
人生在世，必然会做很多事情，这些事情，除了经历人世间的检验之外，必定也会经历像“一把火”这样的大审判。
上帝的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泥巴、草木、秸秆……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要经受火的检验，火要试验每个人的工程怎样。工程若存得住，他就会得到赏赐；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想必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所建立的人生工程是金、银、宝石，而不是泥巴、草木、秸秆，每一个人也都希望自己的工程都能经得住检验，而不至于在被检验之后，变得面目全非。
这种愿望是好的，也是神所喜悦的，要不然，上帝也不会把这样的信息藉着祂的仆人告知我们。
那么，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人生工程经得起检验呢？
《圣经》说得非常明白：“律法之书不可离开你，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就可以顺利。”
做上帝的儿女，欲令人生工程经得起检验，必须做到三件事：一是要常常诵读上帝的教诲，二是要常常思想，在上帝的教诲中进步，三是要把上帝的教诲落实在实际的生活中，做到信行一致。
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要把上帝的教诲应用在实际生活之中，凡事按照上帝的教诲来做。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能经得起各方的检验，经得起最后的大审判，并且能得到应有的赏赐，应有的回报。
李德立布道时间不长，然后领着众人唱诗。
我们赞美上帝，感谢祂的造物神工。荣耀祂的名声，让歌声响彻长空。上帝的荣耀永世长存，阿门！阿门！上帝的荣耀永世长存，上帝的荣耀永世长存，阿门！阿门……
唱诗没有结束，人们就向着分发物品的地方拥挤了。
九江的穷苦人听李德立啰嗦，早就耐不住性子了。上帝是那么遥远，不知所在，生活是这么切近，领到一份生产、生活物品，今日的礼拜就不是白来了，就有价值了。
有一个妇女却扑向李德立，要李德立帮助她家男人戒掉鸦片烟瘾，她哭喊着说：“李牧师你是真的好人，你要救人就得救我们一家，那个烟鬼害他自己害一家害别人……”
身边的从人扶起妇女，李德立交代去领药的地方，看看能不能帮助她……
李德立的心情忽然变得沉重起来，情绪忽然变得激愤起来。鸦片，这种让人依赖的毒品，真乃罪恶的化身。
大英的东印度公司，向中国销售棉花，业务做得好好的，为何转销鸦片呢？欧洲多国的东印度公司，粮食等贸易也可以继续做呀。
据他们说，是中国市场渐渐地不需要那么多棉花了。怎能不需要吗？中国民众的衣服非常破烂，怎能不想要棉花纺织、缝纫呢？
不过，早在三十多年前的公元1858年，英国政府就正式解散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也随之散伙了呀。问题是，中国人的鸦片依赖已经深入骨髓，难以消除了。
中国清朝政府难辞其咎，难逃其罪！
在英国解散东印度公司的次年，即公元1859年，清朝政府就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 ，征收鸦片种植税。这样，等于肯定了鸦片买卖的合法性，间接允许、甚至鼓励各地种植罂粟，生产鸦片。
鸦片种植获利远高于种庄稼，各地农民纷纷弃种农作物，以最好的田地种植罂粟。全国各地，无处无之，统计面积竟为“十之三四” 。
洋烟退位，土烟上场，其势凶猛，无可阻挡，持续绵延，愈演愈狂。
李德立叹息而后思忖，以后，劝人们戒烟瘾，走正路，应当作为布道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