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传》第十四章 吃醋与情债
第十四章 吃醋与情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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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天下，靠马上纵横，治理天下，靠什么呢？
更始帝刘玄的命运，汉光武帝刘秀记忆犹新。
刘玄刚进洛阳的时候，军帅李淑就曾上书进谏：“陛下建立基业，靠下江、平林各军的力量，那是临时借用的，建都之后就不能依赖了。宜建章立制，延揽俊贤，因才授爵，匡定社稷。”
李淑的奏书，观点非常明确，借用农民战争取得天下，但治理天下，需用才士。
昏庸的刘玄不但不听，反而把李淑投进了大狱。
天下神器也，得之也，难，失之也，易。不听李淑的诤言，仅一年多光景，只知盲目享乐的更始帝刘玄就尸首分家了。
教训是活生生的，更是血淋淋的。
汉光武帝不仅经历了更始王朝覆灭的全过程，而且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今天主持中央工作，不能不慎重啊。
显然，刘秀赞成李淑的观点，他即位以后，给开国的武将们封以食邑，赐以厚禄，但不想让他们再待在朝廷。他需要文臣，于是兴建太学，广招书贤。
汉家旧臣伏湛，就是刘秀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召拜为大司直的，专管法令、律条的制定。
还有个号称博学的张纯，刘秀也用公车拉到了洛阳来。
张纯在汉哀帝、汉平帝时，做过侍中，郊庙、婚冠、丧葬等礼仪，一套一套的，拉拉杂杂，全能来得。
只要有官员申报读经、注经的项目，刘秀都会拨款支持。
尚书令韩歆建议，洛阳太学为一些“易传”设立博士教学点，刘秀朝会后，约公卿、大夫、博士，会聚云台殿，商议之后就设立了。
也有坚守志节，死不出仕的，譬如严光。
刘秀恭请严光，执礼最躬。
严光就是严子陵，会稽人，曾与刘秀同游长安，太学同窗，交契甚厚。闻知刘秀即位，乃变名更姓，隐身不见。
刘秀清楚严光的本事，欲请出山，就使画工绘成肖像，做成寻人启事，各处张贴。
有人上报道：“齐地郡内，有一男子，身披羊裘，垂钓泽中，甚似。”
刘秀大喜，说：“这就是严光，他喜欢钓鱼。”
刘秀备了豪华车，载着礼品，遣使者去请。
往返多次，严子陵才勉强同意，被载入京师，安置在星级宾馆，多位服务小姐殷勤伺候。
大司徒侯霸，字君房，与严光相识，派下属侯子道拿着书信到宾馆问好。
严光高坐于上，接过书信览罢，问道：“君房素来有痴呆症，现在官做大了，痴呆症是否好转呢？”
侯子道恭敬地说：“他级别很高了，高干，没有痴呆症呀。”
严光说：“既然他没有痴呆症，派你来我这里做什么？”
侯子道转述侯霸慰问之言，说：“他说让我来问候大人您的。他说远来辛苦，好好歇息，有了官职，就为朝廷效力。改日见面，好好喝一壶。”
严光笑道：“你还说他不痴呆，这些难道不是痴呆话吗？天子请我多次，我方才来到洛阳。皇帝我还不想见呢，我难道想见某个臣子？”
侯子道说：“你得给我复书一封，回去好交代。”
严光说：“我手不能写。”
侯子道求他嘴头子说一说，以录音笔录一下。
严子陵就说了一句，侯子道嫌少，请他再添几句，严光大笑道：“你又不是来买菜，添那么多有什么好处？”
改日，汉光武帝派朝廷接待处的礼宾官员请严光进宫，跟严光对坐交谈，累日不疲。
刘秀问严光道：“卿看朕与昔日相比怎么样？”
严光回答说：“陛下胜似往日。”引得刘秀拊掌大笑。
午饭后休息，刘秀说：“咱俩就在这里歇息吧。”
于是，在南宫中，刘秀与严光睡在一条大席上。
严光坦然酣睡，一只脚放到了刘秀的肚子上，刘秀也不拿开。
刘秀封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没有表态，仰着脸走出宫门，不辞而别，径直到山中，躬耕垂约去了。
严子陵不慕富贵，不当公务员，不为人民服务，自甘贫贱，神经兮兮地溜走了，刘秀也未加追究。
可见刘秀除了对待战功显赫的马援，其余一概比较宽怀。
当然，古往今来，想当官的，大有人在。
司直王良推荐了杜林，杜林又荐举了同郡的赵秉、申屠刚以及陇西的牛邯等。刘秀尽皆擢用。
朝廷干部中懂得经文的，礼聘到洛阳太学讲经，听讲的人济济一堂，执经求问，蔚然成风。
杜林，字伯山，在隗嚣手下干过，刘秀跟他研讨经理，滔滔不绝，最后还赐以车马衣物。
朝廷中形式主义横行，关于郊祀之礼，朝臣多以为应该祭祀得“历史”一点，从“尧”开始。惟有杜林反对。
杜林说：“新社会了，为政宜柔，礼仪宜简。人都不是傻瓜，觉得汉朝好，不是因为尧。尧离汉朝太远，人们多不知道。《诗》曰：‘不愆不忘，率田旧章。’我建议，郊祀，祭一祭后稷，就很好，让百姓努力种庄稼。”
刘秀依从杜林之议，郊祀后稷，舞动耒耜，开垦阡陌。百姓仿效，稼穑尽心，稻谷丰收，郡邑安宁。
后山曰：刘秀是个非比以往的皇帝，他确实想容留大批贤士，把东汉朝廷弄成一个文采焕然的领导集团，让全国百姓紧密团结在以自己为核心的朝廷周围，共同建设小康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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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汉光武帝是一个秉性温和的皇帝。
后山认为，有些一般人做不到的宽宏，刘秀都做到了，洛阳和东汉，应该感谢他的治理。
在王莽新朝时期，征徭、兵役、赋税、刑法，都非常重。那是一个特殊的过度时期，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的破坏，农民不是四处流亡、转死于沟壑，就是失去家园、沦为奴隶。
王莽末年，旱蝗肆虐，他们竟然认为那是“神虫” ，不敢扑打，致使多数郡县粮食绝收，一斤黄金只能换一斛小米，民不聊生，饿殍载道。
西汉平帝年间，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全国人口尚有五千九百多万。迨至王莽垮台，“天下户口减半” ，仅剩两千多万了。生齿急遽减少，又加速了经济的快速萎缩、衰颓。
东汉王朝的诞生，伴随着惨烈的战争。推翻新朝、吞并铜马、收编赤眉，灭掉董宪、秦丰、彭宠、隗嚣等草头王，灭掉另外一些天子如刘永、李宪、公孙述，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凋零惨状可想而知。
《后汉书·食货传》记载汉光武帝刚上任时的景况曰：“野谷旅生，麻草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不惟城郭皆空，山川间触目也是遍地荒凉。
身经百战的汉光武帝深知，要弥定祸乱、建设社稷并非易事。智慧的他，选择了“柔道” ，比之“刚术” ，确乎见效。
在东汉初年，连俘虏都是宝贵的，为什么？人力资源贫乏。
王莽统治时期，大量的社会劳动力沦为奴婢。汉光武帝从建政次年——公元26年五月起，到公元38年十二月止，下达了关于奴婢的九道诏令。
“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听之。敢拘执，论如律。”
“天地之性人为贵。杀其奴婢，不得减罪。”
“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掠人法从事。”
汉光武帝的九道诏令，获得执行，全社会释放了大量奴婢，他们成为庶人，自由稼穑，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王莽“五钧六管” ，立律严苛，吏民百姓摇摇头、摆摆手、抬抬腿、努努嘴，都会治罪。押往长安的犯人不绝于途。
刘秀作为刘玄的大司马执节河北时，常常“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 。执掌朝廷后，立即“解王莽时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公元26年到31年，七次大赦刑徒。
刘秀发现社会冲突的根源是因为有严酷的律令。因而他规定，十岁以下，八十岁以上的人，不许抓捕，不许判刑。真犯了大罪，也要减刑处理，送到边疆去，他如果逃跑，去他家里罚款就可以了。
女人如果判了徒刑，不予执行，许其还家，出钱雇人至山中伐木，送给公家盖房子用，就行啦。
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都是通过赋税来体现的。比较可恶的统治者，都是疯狂征敛赋税的好手，巧立名目，搜刮不休。
王莽统治时期，就征收“假税” ，吏民开荒，要交“农业税” ，砍柴，要交“林业税” ，挖野菜，要交“湿地保护税” ，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汉光武帝主持朝廷工作，山林川泽，允许百姓自由利用，随意渔猎樵采。铁矿的采炼和铁具的铸造，除官府经营外，亦允许私家经营。
特别是在农业上，刘秀体恤民情，柔和宽待。
公元30年，正月，下诏曰：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悯之。
面对灾荒，刘秀命令官家拿出库谷，救济高年老人、鳏、寡、孤、独及笃疾重病、家贫不能自存者，每家给五斛小米。
同年六月，又下诏曰：“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政府人浮于事，严重超编，特布令司隶、州牧进行统计，各郡县省减官员。
十二月，又一次下诏减税，将“什一之税”减为“三十税一” 。
同一年内，连下三个中央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出，光武帝为了对付自然灾害，恢复社会生产，采取了最魏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减轻负担，予民实惠。这在“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统治者中是罕见的。
由于人口贫乏，兵役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军队为统治者带来了很多利益，却把农民逼入了贫困的深渊，推进了依附化乃至奴婢化的火坑。
反抗统治者的起义，往往与征戍调发兵役有直接的关系。地方部队的存在更是隐患。刘秀意识到了，大刀阔斧地变革了兵役制。
公元31年，刘秀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所以，诸郡的地方兵制度，即此撤销，正规部队中的车兵、骑兵、工程兵、楼船兵及其他非野战军编制人员，一律复员。
汉光武帝的“大裁军” ，不仅减轻了郡县的沉重负担，而且有利于王朝的统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厚葬之风，古来有之。这是最为劳民伤财的蠢举。
后山注意到，近世凡是自称“什么主义”的国家，几乎都要把他们死掉的大头领做成“含水木乃伊”,陈放在透明盒子里，你不妨统计一下有多少具在这里那里放着。这样处理死人，一得不怕呕吐，二得不惧靡费，因为它是“摆葬”，比“厚葬”神经病多了。
赤眉军第二次入长安，皇家陵园都被挖掘了，惟独霸陵汉文帝遗冢安然无恙。
文帝素尚节俭，鄙视奢华，拒绝厚葬，墓里边没东西。
汉光武帝于公元31年正月诏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促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
刘秀对干部队伍的治理，也有可以圈点之处。
公元40年，一次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封刘家列侯一百三十七人。
干部队伍是扩大了，但他们手中的权力被薄化了，弱化了。
刘秀让邓禹带头交出了将军的印绶，换给他们以王侯的待遇，让他们享清福。
打天下的数百位功臣，不再重用了，但多多地给他们俸禄，让他们过安乐日子。
当然，每当朝廷进行大宴的时候，刘秀不会忘记把众功臣召来，让大家一块儿高兴高兴，多喝几杯。
朝廷中，刘秀多选用那些没有贪念的人，像蔡茂、杜林，都是清廉的官员。
至于地方高级长官，也是选用那些一向有好名声的人来担任。九真太守伍延，桂林太守卫飒，卢江太守王景，都能为民兴利。
当时的江陵县令刘昆，在县里发生大火时向火叩头，大火熄灭了。由于他平时对老百姓仁爱有加，百姓都认为是他的仁德感天。
后来刘昆做了弘农太守。弘农地方山多，山上有很多老虎，刘昆到任以后，老虎都渡河到别的地方去了，地方治安难得的静好。
刘秀听说了，把刘昆召来，问道：“你以前在江陵的时候，大风竟把火吹灭了，后来到了弘农，老虎都渡河跑了，你是做了哪些好事，以致于发生这样的奇妙结果？”
刘昆回答说：“不过都是偶然凑巧罢了。”
旁边的人都吃吃地笑。刘秀却赞叹刘昆是真正的忠厚老实人，说话一点不滑头，如果换了别人，不是自夸，就是阿谀奉承，于是加封刘昆为光禄勋。
在国家富裕之后，刘秀不断给地方官员涨俸禄，使他们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样风光。
汉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恩遇百姓，礼待官员，民富国强，威望日隆，连海上小国日本也不嫌遥远，派遣特使，奉贡朝贺。
公元57年，“倭奴国”的一帮子来到洛阳了，光武帝令礼宾部官员接待他们，安置住宿，安排参观，是处都让倭客们一愣一愣的。
光武帝刘秀专门制作“汉倭奴国王印”一枚，金的，赐给当时的日本君主。《后汉书》对这印章有专门记载。
后来日本人大意，把该金印弄丢了。
长期里，日本人提起丢印的事，就拍大腿。
公元1784年，日本福冈市志贺岛挖地基，哈，挖出来了这颗宝印！
“汉倭奴国王印” ，通体高二点二厘米，印台高零点九厘米，台上有蛇形印纽，印面正方形，边长二点三厘米。
经专家鉴定确认，该出土物正是《后汉书》里所记载的那一枚金印。
需要说明的是，“倭”字在金印上作“委”字，汉时文字并不严格，“倭”和“委”是一回事。
近代变法人士黄遵宪，著有《日本国志》 ，里边说，他当时做驻日本公使，“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 。
现在这颗金印收藏在福冈市博物馆中，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 。
当年挖出金印的地方，日本人立了一通石碑，上刻“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 。
却说汉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明慎政令，量时度力，退功臣而进文吏，止兵戈而牧马牛，此类举措，效果确实显著。
汉光武帝的“柔道”所治，终于使社会生产力从破坏、瓦解状态，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官属忠其职守，百姓乐其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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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9年，新春刚过，洛阳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汉光武帝收到了大司马吴汉的上书：请定接班人。
莫非吴汉不知道刘强已经是皇太子了？
信息不灵，真要命。吴汉已经上了几封同样的奏疏了，这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吴汉呀。
听说吴汉上书，掺乎的大臣还很多。
大司空窦融、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俊、高密侯邓禹等，纷纷奏称：定号位，广藩辅，尊宗庙，重社稷，当立皇太子。
他们不知刘强已经是皇太子了？
大臣们的心思，真不好说。
汉光武帝沉吟点头。从千秋亭即位那天，郭夫人为他生下第一个儿子，到今天，稳坐洛阳南宫，他已经有十一个儿子了。
郭皇后生了五个，刘强、刘辅、刘康、刘延、刘焉；阴贵人毫不示弱，也生了五个，刘阳、刘苍、刘荆、刘衡、刘京；许美人瞅空子也给生了一个，刘英。
刘秀的十一个儿子，除了嫡子刘强已经立为皇太子外，其余皆无封号。
先都封一封吧。于是以太牢做庙祭，按年序封皇子。
刘辅为右翊公，刘英为楚公，刘阳为东海公，刘康为济南公，刘苍为东平公，刘延为淮阳公，刘荆为山阳公，刘衡为临淮公，刘焉为左翊公，刘京为琅邪公。
诸子受封，才及月余，又诏天下州郡：查人口、论田亩，检核垦田户口。
刺史太守，依诏施行，次第奏报。
陈留吏文牍中夹着一张帛条，书语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秀问陈留吏：“这是什么意思？”
陈留吏说：“不知道，是在洛阳的长寿街上捡到的那张条子，随手夹在那里了。”
刘秀心生疑惑，脸现怒色。
这时，旁边只有十二岁的东海公刘阳插话说：“这是教他核查土地的。”
刘秀就问儿子：“那为什么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能问呢？”
刘阳答说：“河南郡是首都嘛，洛阳嘛，中央高级官吏都住在这里；南阳是陛下的故乡，陛下的亲戚多居住于那里。因此对这两个地方的田亩数字，违反规矩的自然要多，负责检查的官员们当然不好认真核查了。”
刘秀遽然醒悟，让虎贲将诘问陈留吏。
情况果然和儿子刘阳所判断的一样。
东海公刘阳，十岁通《春秋》 ，刘秀视为神童，今日听了他一番议论，越发喜爱，自悔立嗣太早，这可怎么办呢？
郭皇后察言观色，窥透皇上的心思，免不了出语风凉。这使刘秀十分不快。
本来，在郭圣通的舅父兼大媒人真定王刘扬当年举兵谋反的时候，刘秀派耿纯收拾了他，那时就有借口废掉郭圣通，但他没有动作。
后来，迎接阴丽华到洛阳宫中，也是一个跟郭圣通离婚的机会。可是，雅性宽仁的阴丽华，以女人对女人的同情心，说服刘秀，保持原状。
在议立皇后的时候，阴丽华说郭贵人已有子嗣，且人家出身高贵，在战争年代确实对丈夫有所帮助，自己一直隐居敌后，不当皇后也罢。
由于阴丽华的坚决辞让，郭圣通才被刘秀立为皇后，刘强成了皇太子。
刘秀平定陇、蜀的时候，太子刘强已经十多岁了。由于长期征战，刘秀有些讨厌战争。刘强经常在他的旁边，有时说起攻战方略，刘秀就斥责他说：“这事不是你应该问的。”
话头让郭圣通知道了，她很敏感，老操心自己的皇后位子和刘强的太子位子。
郭圣通毕竟不是阴丽华，她自阴丽华入宫以来，没有感激对方“让位” ，反而一直感到自己的地位受着威胁，只觉不快。
以前刘秀曾经训斥刘强，说征战不是你操心的事，现在刘秀又喜欢阴丽华生的儿子了，老郭的更年期毛病发作了，指桑骂槐，谁也不顺眼。
刘秀大怒，遂于公元41年十月，一次帝后吵架之时，下诏废后、立后。
“皇后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宫闱之内，若见鹰鹯，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
“阴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宜奉宗庙，为天下母。”
一贬一褒，缘分情债，一本账算清了。
此诏一下，群臣都很吃惊。
大臣郅恽说：“我听说夫妇之间的事情，父子之间都不大好讲，何况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哪里好讲话？但是希望皇上能够谨慎一些，不要令天下的人议论继承的事情。”
刘秀说：“卿能恕己量主，知朕必不有左右事而轻天下。”
你们能体谅我的想法，我也不会过分的。于是就没有立即废掉皇太子。
非但没有废掉皇太子，刘秀还将废后郭圣通生的老二刘辅晋封为中山王，他妈老郭成了“中山太后” ，老郭所生其他皇子，皆由公爵晋封为王爵。
当然，随即把阴皇后所生儿子也都晋封了王爵。
刘秀觉得，让郭圣通继续留在宫中，对当事各方都是一种伤害。彻底分开，让中山王刘辅奉养她，也是对她的安慰，至少比她在宫中过着不尴不尬的生活要好得多。
刘秀仅是废掉了皇后郭圣通，并没有废掉郭圣通所生的皇太子刘强。
这年，河南郡的单臣等人，巫术发展成了邪教，聚众作乱，攻占了原武城。
汉光武帝遣太中大夫臧宫率军往讨贼众，久攻不下，死伤了不少士卒。
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惩治邪教的方略。
群臣都说：“现在天下太平，岂容贼寇作乱，请重赏军队，灭掉他们。”
东海王刘阳独自进言道：“他们属于术士妖巫相胁为乱，势难持久。因为肯定有许多人心里悔恨，想逃出来，只是因为外面包围得很紧，没有办法脱身，只好拼命死守。现在应该下令围城放松一些，让他们出逃，贼众一散，那些带头的就孤立了，一个亭长就可以把他们抓住。”
刘秀遣使军前，依东海王之言而行，很快传来捷报。
由此以后，刘秀越发喜爱刘阳。
皇太子刘强因生母被废，常常不安，又见刘阳日益受宠，越发生忧。
大臣郅恽对刘强说：“你处在这样的位置，对上你不伺候你的母亲，有违孝道，对下你个人也很危险。按照《春秋》上的道理，母以子贵，我为你考虑，不如自己让位，回去奉养你的母亲，这才对得起你母亲生你一场。”
久处疑位，必有危机。母以子贵，不如引退。
刘强于是上表，主动请求废掉自己。
刘秀不准刘强之请，他不想这么快。
刘强再托诸王近臣恳请。刘秀再不准。
刘强说：“为父再不准，我就要自尽了。”
刘秀不再坚持，准了，他怕儿子真的想不开啊，反正以后还是要废掉的嘛。
汉光武帝诏曰：“皇太子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强为东海王。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其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
刘阳改名刘庄，成了皇太子。
刘强和刘庄，倒了一个个儿。
刘秀一点也没有委屈刘强。为了安慰刘强，他不惜再次违反规矩，一下子封给了刘强两个郡国。
顾念旧情的刘秀，废了郭后母子，却多方优待他们。郭圣通的娘家兄弟都因之封了官爵。郭况为阳安侯，郭竞为新亭侯，郭匡为发干侯。郭况是郭圣通的亲弟弟，食邑加倍。
郭况为人谦恭，颇有声望，迁升大鸿胪，车驾屡至府第，会集公卿诸侯饮宴，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洛阳人称郭况家为“金穴” 。
平衡之下，刘秀嫌封郭圣通不够，转迁其为沛太后。
沛太后的母亲病逝，汉光武帝亲自吊孝，大会百官，排排场场办了丧事。
沛太后是公元52年病逝的，葬于北邙山，当然今天找不到了。
汉光武帝哀怜沛太后早逝，把自己与阴丽华所生小女儿嫁给了郭况的儿子郭璜，调郭璜进朝廷，参议大事。
郭圣通吃醋，吃成了废后，反倒全家升官发财，史所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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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重新定位，变成了刘庄。
汉光武帝大会群臣，诏问群臣谁可为太子傅。
为皇太子延聘家庭教师，不是小可之事。群臣承望圣意，都说执金吾——洛阳市公安局长阴识最好。
博士张佚听不惯这些话，道：“陛下立太子，是为阴氏呢？还是为天下呢？若是为阴氏，那么阴侯可以作太傅，若是为天下，应该选用天下贤才。”
哈光武帝称善，说：“你讲得太好了。想定太子傅，正是为了培养太子的君主之德。今天博士能直言谏朕，何况教导太子呢？”
刘秀拜张佚为太子太傅。太傅有了，还得有个少傅——助教。聘请桓荣做太子少傅。随即为太傅和少傅都配备了专车。
是岁边境无事，域内百姓家给人足。
太子少傅桓荣与大司直张纯建议，立《诗》 、《书》 、《礼》 、《乐》 、《易》 、《春秋》 、《论语》七经，建辟雍，设明堂，开州郡学堂。
汉光武帝依议行之，出现了兴旺的文化景象。
光武帝“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兴礼乐，宣教化，表孝义，励风俗” 。“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 。
不过，实话说，东汉一朝，自刘秀，乃至后面一世一世，在他们的统治下，皇亲国戚，一代一代，在他们的割据把持下，也没有弄出什么文化上的大动静来。
太学的主要课目，自然是读经了。事实上东汉是个神学喧嚣的王朝，因而其经学也被熏陶得“神气”氤氲。
五经博士，学的全是宗法经典，传授培养用于王朝统治的奴才之学。
洛阳太学毕业的学员，再经过“官考”——公务员大考，合格者可进入仕途。
公务员大考的过程也是个舞弊弄假的过程，他们在经学评分上做功夫，也四处求告“纬学”的帮衬。
“纬学”是后山所提出的一个与“经学”相应的东西，也即“谶纬之术” ，八卦预测者也。
东汉统治者盲目密信“纬学” 。刘秀早期一直不敢盲目做朝廷，后来在千秋亭匆忙着上黄袍，就是谶纬在起作用。
公元56年，光武帝东巡狩猎，进幸泰山封禅，更是这个“纬”字所导演的历史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