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传》第十二章 经邦之志 济世之道
尽管刘禹锡诗文超众，但他的一生不是一个懦弱文士的一生。
在刘禹锡所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咏史怀古诗中，在刘禹锡所撰写的大量的表状、书启、碑志、序记中所见，坚定不移地反对宦官擅权，旗帜鲜明的反对藩镇割据，声实相济的政治改革精神，任贤择能的辨材用人之道，崇贤尚功的政治判断标准，革除时弊，治国安民的政治能力与魄力，无不在证明着他也是一位在经邦济世方面有理念、有作为的政治家。
31 经邦之志 济世之道
——刘禹锡的政治理念概析
刘禹锡一生是希望在经邦济世方面有所作为得，他并不甘心于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士。
刘禹锡长期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审时度势，颇有治绩。在他所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咏史怀古诗中，在他所撰写的大量的表状、书启、碑志、序记中，出色的政治思想随处可见，其革除时弊，治国安民的政治能力与魄力，值得研究。
坚定不移地反对宦官擅权
弊政堆积是中唐时期对政治现状，宦官专权就是其中之一。发生于大和九年冬天的“甘露事变”，就是宦官专权的弊端积重难返而必然出现的一个悲剧。
唐代的宦官专权有一个形成过程。初唐时期，不许宦官参与政事。唐中宗时，大宦宫开始干政。玄宗开元末期，五品以上的宦官达一千余人，其中尤以高力士最受重用。德宗刚愎自用，猜忌大臣、宿将，特别是“奉天之难”以后，将十余万禁军交由宦官指挥，为宦官挟兵权把持废立大权的局面开了方便之门。德宗以后，顺宗。宪宗和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
中唐时朝政寄托于皇帝之一身，发号施令必用其名义，故政权之争，其成败关键在能否劫持皇帝一人而判定。夫皇帝之身既在北军宦官掌握之内，若不以南衙台府抱关游徼敌抗神策禁旅，则当日长安城中，将用何等兵卒与之角逐乎？此甘露变后所以仅余以藩镇武力对抗阉寺北军之唯一途径。
在大和之前即永贞之时，王叔文曾经谋夺阉寺兵柄，举用范希朝韩泰，卒无所成，况文宗朝宦宫盘踞把持之牢固更有甚于顺宗时者乎？”
刘禹锡对当时宦官专权现象一直持反对的态度，他对文宗朝谋杀宦官之事是很关心的。大和五年，刘禹锡在京师任礼部郎中兼集贤学士时所发生的宋申锡冤案，是“甘露之变”这一悲剧的前奏。他在《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中提及此事，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悲愤，“会宋丞相坐狷直，为飞语所陷，抱不测之罪。大僚进言无益，公率谏官数辈，日晏伏閤，上为不时开便殿。公于旅进中独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从轻比。”
刘禹锡所云宋申锡“为飞语所陷”，说明他无罪而被王守澄诬告陷害；无罪而“抱不测之罪”，说明王守澄在法而独断专权；无罪而遭贬，说明文宗屈服于王守澄的淫威。刘禹锡对王质不怕得罪宦官，营救宋申锡的行为表示赞扬和敬佩。宋申锡事件后不久，刘禹锡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出为苏州刺史。他赴苏州刺史任途经洛阳时与白居易相会，《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诗中有“东隅有失谁能兔，北史之言岂便无。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等句，观其诗意，也隐含着对宋申锡事件的看法。
宋申锡谋杀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的计划未能成功，但失之东隅，谁也难免，北叟关于祸福相互倚伏的话，并非妄言。既然尚能振臂高呼一掷，怎么知道掌下就不能获得头彩的大胜呢？刘禹锡由此说明从失败向成功转化是可能的。
“甘露之变”的核心人物李训，在事败之后曾去终南山投奔寺僧宗密，而宗密也是刘禹锡的好友。其《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诣河南尹白侍郎》云：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
刘禹锡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中，评价此事时写道：“大和九年冬十一月，京师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还宫。是夕，召公决事禁中，以见事傅古义为对。其词说切，无所顾望。上心嘉之。”这一段话，是刘禹锡记载“甘露之变”的重要材料。在当时宦官气焰嚣张的情况下，刘禹锡敢于写下这一段话，是难能可贵的。对照多种史书，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几点：
《旧唐书》称“甘露之变”为“李训兆乱”，刘禹锡称之为“京师有急兵起”，不同的语言反映出不同的态度。刘禹锡是同情和理解李训采取不得己的冒险行动谋诛宦官，而谴责宦官大杀朝官的。
“甘露之变”后，“文宗夜召楚与郑罩人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则大令狐楚对答文宗，臣杂治，内仗非宰相系所也。’帝颔之。”刘禹锡说，“其词谠切，无所顾望”。这是对令狐楚的很高评价。
刘禹锡用“上心嘉之”四字，表明文宗赞成令狐楚“无所顾望”的“谠切”之词，暗示后人：文宗是赞成李训等人发动谋诛宦官的“甘露之变”的。
可悲的是文宗虽不甘心自己充当宦官的傀儡，一心想摆脱完全被宦官所挟持的困境，但由于宋申锡、李训秉承文宗之意谋诛宦官的计划都未能成功，文宗之身仍在北军宦官掌握之中，只得感叹自己受制于家奴，比周赦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文宗在“甘露之变”时虽在仇士良面前大呼“训不反”，但在事败之后又不得不屈服于宦官的压力，默认李训、郑注谋反，并发布敕文，通报了他们的罪状。
关于李训、郑注的为人，历来褒贬不一。“甘露之变”后，文宗与宰相李石、李固言、郑罩称：“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而李德裕认为：“训曾不得齿徒隶，尚才之云！”《新唐书》说“李训浮躁寡谋，郑注斩斩小人”，“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返以台、府抱关游檄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李德裕之言，挟私嫌，不足信；欧阳修、宋祁以成败论人，也不是公允之论。
郑注、李训之进用本得力于王守澄。先得幸于宦官，进而有宠于文宗，“又探知帝旨，复以除宦官谋中帝意。”不管郑注、李训个人动机如何，他们秉承文宗的旨意，以诛灭宦官为己任，在客观上起了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刘禹锡正是在这一点上支持和同情“甘露之变”。
中唐时期，宦官在朝廷知枢密，典禁军，在地方任监军使，不仅掌握了政治权力，而且控制了军权。宦官同门阀士族地主相勾结，欺上凌下，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还往往在军队中制造分裂，煽动叛乱。如大和四年的兴元叛乱就是由宦官杨叔元一手造成的。
宪宗时曾任宰相的李绛，多次与宦官吐突承璀作斗争，为宦官所嫉恨。“文宗即位，征为太常卿。二年，检校司空，出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三年冬，南蛮寇西蜀，诏征赴援。终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蛮军已退，所募皆还。兴元兵额素定，募卒悉令罢归。四年二月十日，绛晨兴视事，召募卒，以诏旨喻而遣之，仍给以凛麦，皆快快而退。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怙宠，怨绛不奉己，乃因募卒赏薄，众辞之际，以言激之，欲其为乱，以逞私憾。募卒因监军之言，怒气益甚，乃噪聚趋府，劫库兵以入使衙。绛方与宾僚会宴，不及设备。……绛乃为乱兵所害”。
山南西道监军使、宦官杨叔元煽动一部分新招募的士兵闹事，杀害了节度使李绛。文宗以温造“气豪嫉恶，乃授检校右散骑常侍、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造辞赴镇，以兴元兆乱之状奏之，文宗尽悟其根本，许以便宜从事。”
于是，温造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扑灭这次叛乱，“围兵齐奋，其贼首教练使丘铸等并官健千人，皆斩旨于地，血流四注。监军杨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拥造靴以请命，遣兵卫出之，以俟朝旨。敕旨配流康州。”
温造平定兴元叛乱，是对宦官势力的沉重打击。刘禹锡对于这一胜利给予热情的赞美，其《美温尚书镇定兴元，以诗寄贺》云：旌旗入境犬无声，戮尽鲸筑汉水清。从此世人开耳目，始知名将出书生。
刘禹锡在《祭兴元李司空文》中，有“阴谋密构，凶党千辈，如嗾群犬，以逼驺虞”的句子，把杨叔元的党羽比作“群犬”，表示出对宦官势力的极大憎恨。刘禹锡还在一些政治寓言诗中，运用嘻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手法，把权宦比作利嘴伤人的“夜蚊”，“鹰隼仪形蝼蚁心”的飞鸢，主张给以严厉打击。其《聚蚊谣》云：
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花滴沥月上天，利嘴迎人看不得。我驱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聚蚊谣》作于“永贞革新”失败，刘禹锡被贬滴朗州时期。诗的前四句，形象地描绘了饕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神态；接着的四句，深刻地揭露了饕蚊害人的罪恶和残暴凶狠的本性；再下四句，写作者蔑视饕蚊并同蚊群展开巧妙的斗争；最后两句，指出饕蚊很快就会灭亡的命运。“永贞革新”是被大宦官俱文珍等人扼杀的，诗中的蚊群显然是影射“永贞革新”时期的政敌的。他们造谣惑众，暗中伤人，类似蚊群。刘禹锡描绘蚊群的丑恶形象，实际上是对那些卑鄙如饕蚊的政敌的有力鞭挞。
《飞鸢操》也是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写的一首讽刺以宦官为代表的腐朽大官僚的寓言诗。其诗曰：
鸢飞杏杏青云里，鸢呜萧萧风四起。旗尾飘扬势渐高，箭头砉划声相似。长空悠悠雾日悬，六翮不动凝飞烟。游 翔雁出其下，庆云清景相回旋。忽闻饥乌一噪聚，瞥下云中争腐鼠。腾音砺吻相喧呼，仰天大赫疑鸩雏。畏人避大投高处，俯啄无声犹屡顾。青鸟自爱玉山禾，仙禽徒贵华亭露。朴梀危巢向莫时，毰毸饱腹蹲枯枝。游童挟弹一麾肘，臆碎羽分人不悲。天生众禽各有类，威凤文章在仁义。鹰隼仪形缕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
《飞鸢操》隐括了《庄子》中惠子相梁的寓言故事，塑造了一个飞扬跋扈的飞鸢形象，揭露了飞鸢凶残、贪婪的本性和龌龊、卑鄙的灵魂。诗中首先刻画了飞鸢的外形：回翔云宵，鹍雁尽出其下，显出至高无上的地位；旗尾飘扬，六翮不动，煞是道貌岸然；鸢鸣萧萧，风声四起，确乎威风凛凛。但是，飞鸢一听到饥饿的鸟鸦噪聚，就从云端直冲下来抢夺腐鼠，表现出贪得无厌的本性。
飞鸢心胸狭隘，怀疑鹓雏与己争食，仰天大喊大叫，面貌可惜。腐鼠到手，既怕人又避犬，躲往高处，俯首啄食时还频频四顾，显得十分狠琐。当暮色降临时，鸯填满肚子飞回老巢，松着翅膀蹲在枯树枝上。游童一弹，飞鸢就胸碎毛落，逃脱不了可悲的下场，人们却不为它感到怜惜。天下的禽鸟有不同的种类，端庄的凤凰羽毛五彩缤纷而性格仁义，飞鸢只是有着鹰隼威武的外形而心地却象蝼蚁一样的卑微，虽然能飞到天上又有什么可贵呢？
这对当时身居高位而无恶不作的宦官专权现象作了尖锐的讽刺，表达了刘禹锡的愤怒之情。
旗帜鲜明地反对藩镇割据
刘禹锡生活的年代，唐王朝由盛转衰，内则宦官专权，外则藩镇割据。“永贞革新”是一场旨在“内抑宦官，外制藩镇”的政治改革。刘禹锡认清了当时的这两大弊政，竭力反对这两股腐朽势力。
“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藩镇就是方镇，保卫镇守一方的地方军政机构。唐代的藩镇，是从边防军发展而来的。唐初实行府兵制，保证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的基础被动摇。严重的逃户与流民问题，使府兵兵源日益枯竭，募兵规模明显增大。于是，募兵制逐渐取代府兵制。实施募兵制以后，节度使长期专兵，又集军政、财政、行 政大权于一身，管辖数州，“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
在藩镇跋扈割据的局面下，唐王朝为了有效地控制绝人多数藩镇，加强朝廷对藩帅的监督，从玄宗时期开始实施宦官监军制度。唐代的宦官监军制度是当时中央企图控制方镇的产物。宦官充当监军使，在中央与方镇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对监控和压抑藩镇割据有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监军使的设置，扩大了宦官的权力，使朝廷上下的文武官员都难以摆脱宦宫势力的影响。宦官的专恣横暴和藩镇割据交织在一起，加剧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政治的浑浊。
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是刘禹锡一贯的政治主张。他痛斥藩镇是“瘈狗”、“硕鼠”；指责他们分裂国家、为害人民；呼吁朝廷用法制规范和惩治藩镇势力。刘禹锡在其《武夫词并引》中说：
有武夫过，诧余以从军之乐。翌日，质于通武之善经者，则日：“果有乐也。夫威恣而赏劳，则乐用；威雌而赏虣，则乐横去。顾其乐安出耳。”予惕然作是词。武夫何洸洸？衣紫袭绛裳。借问胡为尔？列校在鹰扬。依倚将军势，交结少年场。探丸害公吏，袖刃妒名倡。家产既不事，顾眄自生光。酣歌高楼上，袒褐大道傍。昔为编户人，秉未甘哺穅。今来从军乐，跃马饫持粱。犹思风尘起，无种取侯王。
中唐时期，由于藩镇割据，骄兵悍将横行无忌，成为酿造祸乱的一个社会因素。这些武夫骄奢淫逸，作恶多端，气焰嚣张。“时禁军诸镇布列畿内，军人出入，属鞬佩剑，往往盗发，难以擒奸。”京城中的禁军尚且如此，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刘禹锡从维护唐王朝社会安定的立场出发，对武夫的飞扬跋扈作了形象的揭露。刘禹锡在引言中提出了消除这一社会祸患的方法，即信赏必罚，申明约束，以使武夫乐为国家所用。当然，在宦官典军与藩镇割据的情况下，这种办法也是难以行得通的。
唐宪宗元和年间，几次削藩战争取得了胜利，使中央集权与藩镇割据的矛盾一度有所缓和，这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刘禹锡在《平蔡州二首》、《平齐行二首》、《城西行》等诗中，热情歌颂了平定藩镇叛乱的胜利。如《城西行》云：
城西簇簇三叛族，叛者为谁蔡、吴、蜀。中使提刀出禁来，九衙车马轰成雷。临刑与酒杯未覆，仇家白宫先请肉。守吏能然董卓脐，饥乌来觇桓玄目。城西人散泰街平，雨洗血痕春草生。
所谓“三叛”，一是蜀地的刘辟，他在永贞元年乘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去世，凭着行军司马的职务，自称留后。后要求兼领三川节度使，朝廷不许。他就反叛朝廷，发兵围粹州，终被朝廷活捉。二是吴地的李锜，他在元和二年九月，以镇海节度使的官职，在京口举兵谋反，兵败被执。三是蔡州的吴元济，他在元和九年乘其父、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之机，自领军务，举行叛乱。唐宪宗发兵征付，一直无多大进展。元和十二年，在宰相裴度的主持下，由李愬率军雪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叛乱。
刘禹锡用“仇家请肉”即被囚犯残害的人家请求监斩官允许割死囚的肉来解恨，形象而又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对割据的藩镇深恶痛绝的心情，并以历史上的大军阀董卓死后，守尸吏点火放在尸体的肚脐中燃烧；桓玄死后，饥饿的乌鸦来啄食其眼睛为例，说明阴谋割据篡权者没有好下场。
刘禹锡写于穆宗长庆年问的《寄唐州杨八》，是写给当时唐州刺史杨归厚的。诗中描写了削平淮西叛乱后出现的变化：淮西既是平安地，鸦路今无羽檄飞。闻道唐州最清静，战场耕尽野花稀。追忆了羽檄纷飞的战争年代，描绘了战场耕尽、野花稀少的和平环境。这说明了削平藩镇割据势力，对安定人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几次削藩战争取得胜利后，朝廷与藩镇之间的矛盾曾有所缓和，但到宪宗后期，特别是到穆宗时又渐趋激化。穆宗长庆四年，刘禹锡由夔州刺史转和州刺史，沿江东下，路过西塞山，借六朝兴亡的历史，针对当时藩镇割据的社会现实，写下了《西塞山怀古》一诗：
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漠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儿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怀古》先以简练的笔墨，勾画了西晋攻取东吴之战的大致轮廓，交代了这场战争的指挥者、进军路线、作战方式、突破江防的经过及吴主孙皓出降的情形。把怀石与喻今结合起来，寓理于叙事写景之中，说明群雄角逐争霸，危害国家统一，结局无不凄凉冷寂。诗中寓有告诫的意思，使人们体味到：三国六朝的分裂局面早已过去，唐代确实完成了统一大业，但此时藩镇割据又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故垒萧萧”横在眼前，该引起人们怎样的警惕和深思呢？
当然，唐代藩镇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原因，而朝廷的力量自“安史之乱”以后大为削弱，因此很难彻底改变和铲除藩镇割据现象。刘禹锡对待藩镇的态度也体现了求实的精神，主张以不同的方法区别对待各种类型的藩镇。
一是对那些已经叛乱，而且估恶不俊的强藩如吴元济、李师道等，要坚决镇压，绝不手软；二是对潜伏着叛乱的危机，而且地位比较重要的大镇，朝廷要派精明强于的大臣去镇抚，防患于未然。刘禹锡在《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诗中云：“夷门天下之咽喉，昔时往往生疮疣。联翩旧相来镇压，四海吐纳皆通流”，即对李程出任宣武军节度使寄予厚望；三是对那些由将士推举，但尚未表明与朝廷为敌的藩镇，要“从众合权”，相机争取其归顺，将它们置于中央控制之下。
刘禹锡《唐故郧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朝散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右仆射史公神道碑》云：“长庆二年，常山众叛，害其帅沂国公田司徒于帐下。沂公发迹于魏，人犹怀之。诏命其了布以尚书授锁，统魏兵问罪于比疆，且报家祸。布既启行，士气不振，涣然内溃，独与冗从之旅，偃旗而归。百愤攻中，卒自引决。先侍中时为中军都知兵马使、兼御史中丞，全师在野，哄然推戴之，请为假侯以镇定。中贵人飞驷上闻，穆宗夜诏翰林学上草诏书，以真侯命之，实有魏士。从众而合权也。”对这种“假侯”，穆宗因势利导，“以真侯命之”，也能取得控制藩镇的积极效果。
汴州在唐代是宣武军节度使的驻地，骄兵悍将作乱之事时有发生。敬宗时，令狐楚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面对杀机四伏、问题严重的现实，令狐楚无所畏惧，锐意革弊，约束军士，克己奉公，终于取得积极的成效。大和元年，刘禹锡写了《汴州刺史厅壁记》，赞扬了令狐楚在汴州刺史任上的政绩：
既视事三日，挹群吏与之言曰：“吾食止圭田， 吾用止公入。凡它给过制，伤廉晚洁者悉罢之，壹归乎公藏。几曲防苛禁，不情乖体者悉刬之，壹出平令典。凡关征船等，夺时专利者悉更之，壹遵乎诏条。”然后刑丽事而详，赏以时而均。兴学以劝艺，示宽以化勇。居数月，而汴州人恂恂然无复故态。明年大成。议者若曰：奕奕浚都，国之咽颐，咀清咽和，旁畅四支。
令狐楚廉洁自律，兴学劝艺，革除弊政，赏罚分明，使汴州军民的面貌涣然一新。
大和三年令狐楚为郓州刺吏、天平军节度使。这一带原是淄青藩镇李正己、李师道长期割据之地，军士素骄，难以治理。令狐楚到任后，“如古医之治剧病，宣泄颐养，气还神复。大凡抗诏条国式于身以先之，示菲约以裕人，信赏罚以格物。物力日完，人风自移。涉月报政，逾年鼎治。牙门之容，暨暨而恭；垒门之容，讫讫而和；里中之容，阗阗而遂。劳者以安，去者以归。”经过令狐楚的治理，军纪得到整顿，人民安居乐业，流民纷纷返乡。刘禹锡对令狐楚治理汴州、郓州的赞词，寄托着他自己对付骄兵悍将的一些想法，也体现了其反对藩镇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
声实相济的政治改革精神
刘禹锡的《因论七篇》就是很好的政治论著。其中《讯甿》是研究者必须提到的篇目。
在《讯甿》中，刘禹锡调查了流亡的农民，表达了自己对当时弊政的不满，并抒发希望实现政治革新的感慨。
贞元十二年秋，刘禹锡在京师任太子校书，其父刘绪卒于扬州。他赴扬州办理丧事，又从扬州运父枢回荣阳安葬。路过徐州时采集的事实素材。
刘禹锡路过徐州时，目睹很多流亡的农民扶老携幼返回故里。“过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旷增增，扶斑白，挈羁角，赍生器，荷农用，摩肩而西。仆夫告予曰：‘斯宋人、梁人、毫人、颖人之道者，今复矣。’”
《旧唐书・德宗纪》载，在德宗贞元五年至九年间，董晋任宰相，后调东都留守。贞元十二年七月，为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宋毫颖观察使。
董晋到达任所沛州刚过一个月，过去流亡在外地的农民就争先恐后地赶回家乡。而他们并没有听到汴州有奖励回乡生产的文告、有减兔赋税和劳役的条例、有救济和补助流亡农民的办法，但他们听说新任命的节度使在过去当宰相的时候，能不烦扰人民，统一法令，这次来汴州一定能减轻赋税负担，解除百姓的痛苦，“必能以仁苏我矣”；他们还听说董晋的属官曾经主管过京兆尹所属的县份，能够惩办那些欺压人民的豪强，现在一定会用法令来保护百姓，“必能以法卫我矣。奉斯二必而来归，恶待事实之及也！”
这些过去流亡在外地的农民是信奉上面所说的两项必然的推断而回家乡去的，何必要等看到事实呢？
对于此事，刘禹锡深有感慨，并由此而论述了政治上“声”与“实”的关系问题：予因浩叹曰：“行积于彼而化行于此，实未至而声先驰，声之感人若是之速欤！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终终也。”尝试论声实之先后曰：“民黠政颇，须理而后劝，斯实先声后也。民离政乱，须感而后化，斯声先实后也。立实以致声，则难在经始；由声以循实，则难在克终。操其柄者能审是理，傅先后终始之不失，斯诱民孔易也。”
刘禹锡认为一个执政者好的行为表现在别的地方，而教化的影响却传播到这里，政绩的事实还没有看到而声誉却先传开了，这说明政治声望有很强的感召力。老百姓是知道到他们所愿意到的地方去的，执政者的政令也要贯彻到所应当达到的程度。
刘禹锡对“声”与“实”的关系作这样的概括：如果农民违法和政令松驰，就必须先加强治理，然后再进行劝导，这就需要先有实际行动，然后才能得到声誉；如果农民逃亡和政令混乱，就必须先安定人心，然后再进行教化，这就需要先有声誉，然后拿出实际行动来。做出政绩来以获得声誉，难的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政治上有了声誉井要做到名符其实，难的是要坚持到底。执政者如果能够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使得政治声誉和实际行动二者之间的先后始终的关系不紊乱，这样引导流亡的农民回乡生产，服从政令，就不难了。
刘禹锡在论述中区分了“声先实后”与“实先声后”两种情形，并强调根据不同的情形来决定“声实之先后”。
刘禹锡在和州、苏州、同州等地任刺史时，这些地方遇到旱涝灾害，他都是采用先“实”后“声”的方法，先切实进行救灾工作，安抚百姓，恢复生产，从而得到很高的声誉。
刘禹锡的政治理念，除了体现在对“声”与“实”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上，还提出和论述了“体”与“用”、“经”与“权”的关系问题。刘禹锡在朗州所作《答饶州元使君书》称赞元，精于政理治道，能“明体以及用，通经以知权”。
体与用，指本体与作用。“体”是根本的、内在的东西；“用”是“体”的外在表现。“经”指常规、长久不变的原则；“权”指权变，掌握原则灵活运用。“明体以及用，通经以知权”，指明了本体并懂得它的作用，通晓常规并能在不同情况下灵活运用。以政治意义而言，是既明白为政的根本指导思想，又能制定和贯彻具体的政治措施；既能把握为政的原则，又能根据具体情况而运用不同的施政方针。
体和用、经和权是政治活动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执政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刘禹锡以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政治、经济措施要因时、因地而定，切忌不顾客观情况而主观武断，《答饶州元使君书》云：盖丰荒异政，系乎时也。夷夏殊法，牵乎俗也。因时在乎善相，因俗在乎便安。不知发敛重轻之道，虽岁有顺成，犹水旱也。不知日用乐成之义，虽俗方阜安，犹荡析也。
丰年荒年采取不同的赋税征收方法，是因天时的不同；四夷华夏采取不同的治理办法，是因风俗的不同。顺应天时要善于观察，适应风俗有利于安定。执政者如果不知道发放征收要轻重适宜的道理，即使百姓遇到好年成，也会象遭受水旱灾害一样；不知道满足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道理，即使当地社会秩序很安定，也会动荡不安，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刘禹锡提出执政者要做到：
徙木之信必行，则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清必励，则人知敬，此政之本也。缿筒之机或行，则好不敢欺，此政之助也。
施政的前提是要取信于民。商秧在秦国实行变法前，为了让百姓相信他令下必行，以便新法顺利实施，曾在都城市南门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宣布说：“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百姓感到奇怪，没人敢扛。商鞅又宣布说：“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照办了，果真得到五十金。人们从这件事上看到，商鞅是守信用的，因此对国家新颁布的法令深信不疑。
施政的根本是要执法公正、秉公办事。后汉庞参新任汉阳太守时，去拜访当地的隐士任棠。任棠不与他说活，却在门前放了一盆清水和一把薤草，自己抱着孙子坐在旁边。庞参的随从认为任棠太傲慢，庞参却独有眼力，“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一盆清水，是要清廉；拔一把薤草，是要打击强宗豪族；怀抱孙子，是要救济孤弱。刘禹锡主张像庞参那样勤政清廉，执法如山，打击豪强，救济孤弱，必然会受到拥护。这是施政的根本。
施政的辅助手段是要依靠民众的力量。汉宣帝时赵广汉任颖川太守。他根据当地情况，曾设置缿筒——检举箱，接受百姓的检举揭发，利用检举材料打击不法的豪强猾吏。刘禹锡主张在必要时像赵广汉那样设置检举箱以便揭露、打击豪强奸恶，使其不敢欺诈百姓。这是施政的一种辅助手段。关于具体实施的方法，《答饶州元使君书》提出：
则有以其弛张雄雌，唯变所适。古之贤而治者， 称谓各异。非至当有二也，顾遭时不同耳。夫民足则怀安，安则自重而畏法。乏则思滥，滥则迫利而轻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为吏者率以仁恕显；武、宣之民亟于役，为吏者率以武健称。其宽猛迭用，犹质文循环，必稽其弊而矫之，是宜审其救夺耳。
这些施政原则的实行，严宽松紧应有所不同，根据情况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办法。
古代那些善于治国的贤人，最恰当的治理办法并非有两种，只不过遇到的时代不同罢了。一般说来，老百姓富足了就希望安定，生活安定了就自己谨慎而害怕法令；缺吃少穿时就想胡作非为，胡作非为就会急于求利而不顾禁令。从历史上看，汉代义帝、景帝时百姓生活富足，官吏多以仁爱宽恕著称；武帝、宣帝时百姓多次服役作战，官吏多以勇猛强悍著称。
刘禹锡强调，政治上的宽猛交替使用，如同质文循环那样，必须针对社会的弊端而随时加以矫正，这是应当仔细地加以思考而央定取舍的。
刘禹锡还认为，政治上的求实精神要求官吏把修身与及物统一起来。《答饶州元使君书》云：吏公云：身脩者官未尝乱也。然则脩身而下能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己而能及民者。今之号为有志于治者，咸能知民困于杼柚，罢于征徭，则曰：司牧之道，莫先于简廉奉法而已。其或材拘于局促，智限于罢懦，不能斟酌盈虚，使人不倦。以不知事为简，以清一身为廉，以守旧弊为奉法。是心清于椳闑之内，而柄移于胥吏之手。岁登事简，偷可理也；岁扎理丛，则溃然携矣。故曰：身脩而不及理者有矣。
刘禹锡认为，从吏治的要求来说，“率下之诚，务先克己”，但仅仅强调修身还是不够的。自身修养好而治理不好的人是有的，自身修养差而能治理好百姓的人是没有的。号称有志于治理的人，都能知道百姓困于过重的赋税，疲于过多的谣役，都明白治理百姓的道理，没有比简廉奉法更重要的了。然而，他们或者才能狭小，或者软弱无能，不能斟酌丰年和歉年的不同情况，使人们由于过重的赋税和劳役而困倦。
有些人把不管事看作“简”，把自身所谓的清白当作“廉”，把沿袭旧的弊政称作“奉法”。这些人贪图身心清闲于房内，而权柄却旁落到下属小吏手中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年成好时问题少，还勉强可以治理，歉收时问题多，就要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这是自命清高而无所作为的官吏所造成的结果。
刘禹锡强调有志于治理的官员既要修身又要及物，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中唐时期，猾吏弄权，政治腐败。如《旧唐书・张建封传》载：“时河东节度使李说、华州刺史卢徽皆中风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决遣之。”一些昏庸无能的官员不善于治理，就给胥吏以可乘之机，贪赃任法，营私舞弊。据《旧唐书・令狐楚传》：“宪宗崩，诏楚为山陵使”，“会有告楚亲吏赃污事发，出为宣歙观察使。楚充奉山陵时，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翚、翰林阴阳官等同隐官钱，不给工徒价钱，移为羡余十五万贯上献。怨诉盈路，正牧等下狱伏罪，皆诛，楚再贬衡州刺史。”令狐楚算是精明强于的人物，尚被猾吏所欺，可见刘禹锡强调修身及物的务实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在治理州郡的具体方法上，刘禹锡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若执事之言政，诣理切情，斥去迂缓，简而通，和而毅。其修整非止乎一身，必将及物也。其程督非务乎一切，必将经远也。坊民之理甚周，而不至皎察；字民之方甚裕，而不使侵蛑。知革故之有悔，审料民之多挠。厚发好之赏，峻欺下之诛。调赋之权，不关于猾吏，速亡之责，不迁于丰室。因有年之利以补败，汰不急之用以啬财。为邦之要，深切著明，若此其悉也。推是言、按是理而笃行之，乌有不及治邪？古称言之必可行，非乐垂空文耳。有人民社稷，固可践其言也。
刘禹锡认为，元信中所谈的执政方法，切合情理，摈弃了迂腐拖沓的弊病，简明扼要，宽和而又刚毅；修养不限于自身，必须推广到社会；规章法令不要求包罗一切，但必须考虑到长远利益。防民的措施很周详，但不能达到苛求的地步；爱民的方法很多，但又不使他们侵害朝廷的利益。
从执政重实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刘禹锡提出了治理州郡的具体措施：改革弊政，严惩豪强，以丰补歉，积谷防荒，合理征收赋税，节约钱财。
刘禹锡鼓励元说，这些治理州郡的要领，详尽全面，切合实际。按照这些道理而切实地执行，哪有治理不好的呢？古人所说的言必行，行必果，体现了注重实际的精神，而不是乐于说空话。作为一个负责治理州郡的官员，“有人民社稷”，是一定可以实践这些治郡原则的。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从朝廷贬到朗州，对地方吏冶有了更多的接触和实践的机会。《答饶州元使君书》不仅涉及到“明体以及甲，通经以知权”等执政的基本指导思想，而且提出了革除弊政、打击豪强、整顿郡治、节省开支等项具体措施，可谓巨细兼顾，理据充分。
任贤择能的辨材用人之道
“人之道在法制”，是刘禹锡在《天论》中论证人为什么能胜天的根据，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刘禹锡认为，社会问题的治理要依靠法制。有了法制，并且得以实施，就可以防止邪恶，改变社会风尚，促使社会进步。他写的《砥石赋》，援引上自西周、下至汉、唐的盛衰历史，说明以法治国的重要性：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杰材以凑。得既有自，失岂无因？汉氏以还，三光景分。随道阔狭，用人得之。五百余年，唐风始振。悬此大砥，以砻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为物天。君为人天。安有执砺世之具，而患乎无贤欤！
刘禹锡以砥石比喻法制，以宝刀比喻有才能的人，强调用砥石来磨砺，可以使生锈的宝刀变得锋利，以法治国用人，就能化愚蠢为聪明，培养杰出的人才。周武王懂得以法治国的道理，商朝遗留的风俗才因此而淳厚；汉高祖懂得以法治国的道理，杰出的人才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得到人才既然是有缘由的，失去人才也是有原因的。
汉代以后，国家经历了一段分裂的时期。随着法制的畅行或废止，治国之道有得失，但凡实行法制的都能赢得人心。五百年以后，唐朝建立，好的风气才又兴起。万物的生长在于自然，人才的培养在于国君。自然主宰着万物，国君主宰着百姓。哪里会有执掌着法制这个治国的工具，而愁找不到贤能的人才呢？
《砥石赋》是刘禹锡贬滴朗州期间写的有感之作，意在针砭时弊。在他看来，中唐权宦当道，贤良被贬，政治腐败，藩镇割据，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同当时法制松弛分不开的。“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
法制稍许松弛，就会是非混淆，受赏的下一定都是好的，受罚的不一定部是坏的。法制完全废弛，就会是非颠倒。受奖赏的总是好佞之人，而受惩罚的往往是正直的人。这样，道义不足以制服强暴，刑罚不足以制服邪恶。因此，刘禹锡认为只有以法治国，杰出人才因法以聚，才有可能革除中唐的各种弊政。
在《辩迹论》中，刘禹锡认为“三王之道”的实质是不变的，但在具体的施政方针上是可以变化的。“三王之道，犹夫循坏，非必变焉，审所当救而已。隋之过岂制置名数之间邪，顾名与事乖耳，因之何害焉！”说明在社会历史观上，刘禹锡坚持的是因时因地而变易的进化思想。
有人说，时势的盛衰，要看宰相的作用如何。唐朝所设立的职官、科举制度，按照土地、人口征收赋税的法令，礼乐、刑法的典章等，都不过是沿用隋朝的罢了，那么，房玄龄和杜如晦这两位宰相的功绩如何评价呢？
刘禹锡认为，夏、商、周三朝的典章制度，尚且循环沿用，不一定都要改变，无非是审查所应当矫正的部分而已。隋朝的过失并不在制定和设置的典章制度之中，只是规定的典章制度与实际做的相违背罢了，沿用隋朝的制度有什么害处呢？关键是要注重施政的实际效果问题。
刘禹锡很有感慨地把施政譬之为医生用药一样，说：“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踬，明矣。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济小人理身之弊而已！”医生的高明之处在于用有毒性的药去治病，用和药来安神，如果这两种药用颠倒了，两方面都会出问题，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如果因循守旧，用老一套去对待变化了的事物，不明白节制与宣通的关系，何止是我们治疗疾病要出问题呢？治病要懂得对症下药。这一道理不仅运用于治病，办理其它事情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刘禹锡从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在《山阳城赋》中以西汉文景时期的“积是为治”和东汉桓灵时期的“积非成虐”为例，提出决定王朝兴亡的不是“天命”而是“人事”，提醒当时的统治者切不可“纵心于昏”，如果“利器倒持”，必然会导致王朝灭亡。他说：
嗟乎！积是为治，积非成虐。文景之欲，处身以约。播其德牙，迄武乃获。桓灵之欲，纵心于昏。彼伊周不世兮，好雄乘衅而腾振。物象难以易位，被虚号而阳尊。
东汉献帝刘协被曹丕废掉后，封为山阳公。“山阳故城，遗趾数雉。四百之运，终于此墟。”刘禹锡面对山阳城的废墟，十分惋惜汉朝的灭亡，深有感慨他说：积累了许多正确的政治措施，就会使政权稳固，人民安定；积累了许多错误的政治措施，就会使政局不稳，人民受苦。西汉的文帝、景帝自身俭朴，播下了美德的种子，到武帝时就收获了果实，这是“积是为治”的例子；东汉的桓帝、灵帝追求享乐，放纵地过着荒淫的生活，如同点燃了灾难的火焰，到献帝时就把汉朝的基业烧光了，这是“积非成虐”的例子。
伊尹、周公一样的贤相不是每个朝代都有，因而好雄们就利用时机翻腾作乱，致使法制纲纪遭到破坏，是非上下颠倒了位置，皇帝空有其名，只是表面上受到尊重罢了。可见，“谅人事之云尔，孰云当涂之兆也自天”，是人事决定了王朝的兴亡，曹魏代汉的预言不是出于天意。刘禹锡关于“人之道在法制”的思想，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刘禹锡一生忧国忧民，他试图通过加强法制来缓和社会矛盾，实现长治久安。当然，他忧的国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家；他的忧民“足民”思想，是立足于防止农民起来造反的基础上的。刘禹锡认为，爱民是必要的，不能侵害朝廷的利益；不虐民是必要的，但“防民之理甚周”，即防范的措施也要周密。法制的实施既要保障人民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又不要触犯和破坏封建社会秩序。这正如他在《早夏郡中书事》一诗中所说：“虚怀询病苦，坏律操剽轻。”
刘禹锡的尚贤思想也是其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
“人之道在法制”，而法制的制订和实施是靠人来进行的。刘禹锡主张“右贤尚功”，“贤而尊显”，即尊重贤能，崇尚有功，贤能应当得到尊贵的地位和显赫的名声。“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这些咏怀的诗句表达了刘禹锡尚贤的思想和同贤者心息相通的感情。
刘禹锡认为，衡量贤能的标准首先要看其“心”与“道”。他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中说：五行秀气。得之居多者为俊人。其色潋滟于颜间，其声发而为文章。天之所与，有物来相。
自然界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秀气，凡是得自然秀气多的就成为德才杰出之人。这种秀气形之于色，就显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其思想感情抒发出来就成为文章。大自然既然给了贤俊秀气，那么其容颜与文章必然会把秀气表露出来。
刘禹锡与吕温有同门之谊。贞元二十年他们曾同祭座主顾少连，祭文由吕温执笔。《子刘子自传》云：“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者，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韩愈《顺宗实录》卷五云：“叔文最所贤重者李景俭，而最所谓奇才者吕温。”从刘禹锡的话中，看出吕温对王叔文的饮佩；从韩愈的话中，看出王叔文对吕温的器重。
吕温是“二王、刘、柳”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永贞革新”期间，吕温在吐蕃，至王叔文败方归。吕温有一整套的政治革新计划及其进行的步骤。王叔文集团执政时，吕温未能参与其事，革新失败也未遭贬谪，不在“八司马”之内，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他在革新集团中的地位。
刘禹锡在《集纪》中称赞吕温“年益壮，志益大，遂拨去文学，与隽贤交，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这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吕温的志向更加远大，于是就放弃文学，专与有杰出政治才能的英才交往，注重政治气节，考核名实关系，把辅佐君主治理国家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
刘禹锡同吕温的关系，不仅是文字之交，而且有共同的政治抱负。吕温精通“王霸富强之术，臣子忠孝之道”，“能明王道，似荀卿。”但是，其“言可信而时异，道甚长而命窄，精气为物，其有所归乎？”刘禹锡认为，吕温的言论是可以信赖的，但他生不逢时，理想远大而寿命短促，天地间精气形成的俊人，难道就该有这样的结局吗？刘禹锡赞扬吕温的政治抱负和社会活动才能，对他的主张和理想无法实现表示感慨。
韩晔是永贞革新集团中的“八司马”之一。刘禹锡称赞他既贤又能，推荐给饶州元刺史。刘禹锡《答饶州元使君书》云：昌黎韩宣英，好实蹈中之士也。前为司封郎，以余刃 剧于计曹，号无速事。能承其家法而绍明之，庭坚、仲容之族也。坐事为彼郡司马，更闰余者再焉。是必能知风俗之良成，采寮之善否，盍尝问焉，足为群疑之宝龟也。
顺宗时，韩晔为司封郎中、判度支案，与刘禹锡同在社佑、王叔文部下共事，以善于处理某些繁杂的事务，且无差错遗漏著称。韩晔为韩休之孙，韩混之侄，韩洄之子。代宗时韩滉做过户部侍郎、判度支，德宗时做过度支诸道转运盐铁等使。韩徊原是刘晏“属吏”，德宗时也做过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韩洄都善理财。刘禹锡说韩晔“能承其家法而绍明之”，赞扬他比韩滉、韩洄更精明强干。韩晔“有俊才”，称得上是古代舜时的庭坚、仲容一类的贤人。
“永贞革新”失败，韩晔被贬为饶州司马。刘禹锡写《答饶州元使君书》时，韩晔已滴居饶州五年。他很了解当地风俗的好坏，官吏的善恶。刘禹锡向饶州刺史元洪推荐说，他完全可以作为解决疑难问题的好顾问。刘禹锡认为，坚持任贤择能的用人之道，让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执政，能懂得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提倡和奉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的原则，就可以革除各种弊政，做出利国利民的政绩来。
崇贤尚功的政治判断标准
刘禹锡对一些贤能的治绩，写过不少称颂性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了解刘禹锡抑制豪强、崇贤尚功的政治思想。大和五年刘禹锡写了《高陵令刘君遗爱碑》。碑文中写高陵县令刘仁师敢于与垄断水源的权贵作斗争，而把个人的前程和安危置之度外，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县内之大夫，鲜有遗爱在其去者。盖邑居多豪， 政出权道，非有卓然异绩，结于人心，浃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
当县令的，很少有离职后还被人们怀念的。因为县里多豪强，政事由权贵把持，没有特别的政绩深入于人心，渗透于骨髓，怎么能使人过了很长时间还愈加思念？高陵县位于径水下游，农田靠泾水灌溉。按“水部式”规定，放水有一定的时间，田问开沟引水有一定的限度，在上游的不得私自挡水独占其利。自从“安史之乱”以来，逐渐破坏了水部的章程和法令，高陵县赖以灌溉的水源，长期被居于径水上游的权丰所霸占，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害。“荣势足以破理，诉者覆得罪，由是咋舌不敢言，吞冤衔忍，家视孙子。”
长庆三年，刘仁师任高陵县今后，“励精吏治，视人之瘼如熛疽在身，不忘决去。”刘仁师忠于职守，视人民之疾苦如同长在自己身上的毒疮，决心把它除掉。他考查了水部规定的章程以及前后颁发的有关诏命，又增添了新的意见，请求变更水道，使水流入高陵境内；请求堵塞上游新开的渠道，使水不致白白流失；请求遵守有关农田水利的法令，使豪强不得违反制度。刘仁师把这些道理分析得非常详尽，并把便于施行的具体办法列成条文上报京兆府。
京兆府的椽吏既想依照刘仁师的办法，又怕得罪豪强，犹豫不决。过了两年，到宝历元年时，正直的郑覃任京兆尹，才把刘仁师的报告上奏给皇帝。敬宗把这件事交给丞相府御史台办理，御史台派属官元谷去作实地调查。元谷带着诏书到白渠，把利弊情况搞得一清二楚，回京上奏皇帝。敬宗认为元谷调查的情况属实，由京兆府下达了开工修渠的公文。
当工程进行到七八成的时候，径阳豪门用诡计买通术士，上奏皇帝说：白渠下游是唐高祖生前旧居所在地，子孙应当对它表示恭敬，不应在此动土开渠。敬宗听说后，命令京兆府立即停工。这时，刘“君驰诣府控告，具发其以赂致前事。又谒丞相，请以颡血污车茵。丞相彭原公敛容谢口：‘明府真爱人，陛下视元元无所吝，第未周知情伪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诏许讫役。”
工程完成时，刘仁师亲率属吏到渠上慰劳，众民工欢呼，挥衣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奸犯豪，卒就施为。”从此，高陵人长期享受灌溉的利益。
刘禹锡认为，刘仁师“能爱人兮恤其隐，心既公兮言既尽”，即爱护百姓，体恤他们的苦衷；心地公正，敢于直言；称赞他“理人为循吏，理财为能臣，一出于清白故也”，即在治理百姓上是奉法的循吏，在管理财政上是律己奉公的能臣，这是他一贯清白的缘故。刘禹锡写的《遗爱碑》，用真挚的语言表彰刘仁师的美好政绩，也反映出作者自己重视农耕、维护法制的思想。
大和四年刘禹锡写了《郑州刺史东厅壁记》，赞扬郑州刺史杨归厚的政绩：
君侯始来三日，司税椽举七县董祖之吏累百。君曰：“此百螣也。”悉罢之。用户符而输入益办。司贡椽举梨林之征，请户晓。君曰：“尽弛之勿籍。”用平贾而果益精。里无吏迹，民去病疾。授犊占租，如临诅盟。土毛人力，日夕柜长，故周岁而完焉，比年而愈肥。虽军兴輓旁午，大将牙旗往复相踵，而里中清夷，鸡犬音和。人既宁而物有余，政既成而日多暇。
据刘禹锡《祭唬州杨庶子文》云：“维私之爱，与众无比。乃命长嗣，为君半子。谁无外姻，君实知己。”刘禹锡的长子刘咸允是扬归厚的女婿。杨归厚为人刚直，在朝任拾遗时曾因“伏閤论事，侵削内权。克扬直声，不温左迁。”据《新唐书・李吉甫传》云：“左抬遗杨归厚尝请对，……极论中人许遂振之奸，又历低辅相，……帝怒其轻肆，欲远斥之，李绛为言，不能得。吉甫见帝，谢引用之非，帝意释，得以国子主簿分司东都。”
杨归厚因触犯宦官而被贬官。刘禹锡对此曾赋诗《寄杨八拾遗》表示敬佩：
闻君前日独廷争，汉帝偏知白马生。忽领簿书游太学，宁劳侍从厌承明？洛阳本自宜才子。海内而今有直声。为谢同秦老博士，范云来岁即公卿。
《祭虢州杨庶子文》还说：“五剖竹符，皆有声绩。”“五剖竹符”指杨归厚为万、唐、寿、郑、虢五州刺史。在郑州刺史任上，他把负责催租的上百名青吏称为“百螣”，一概罢去不用，结果“里无吏迹”，并未影响租税、贡物的按时完成上缴，而且“民去瘤疾”，”达到了“人既宁而物有余”的效果。这客观上对人民有利，使当地社会秩序安定，百姓的生活有所保障和改善。
刘禹锡《唐故朝议郎、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司空奚公神道碑》称奚陟为贤人，并特别赞扬他能荐贤：天以大运生万物，而以正气钟贤人，至和来宅，其德乃具，公实有焉。公少以名器自任，及显达，急于推贤。视其所举，则在西省荐权丞相，由右史掌训词；在中铨表杨仆射，由地曹郎综吏部。二公后为天下伟人。凡执文章权衡以揣量多士，一人中禁考策词，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璞，由我而显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风鉴，移于大冶，则熔范之内无非祥金。
《新唐书・奚陟传》云：“常荐权德舆为起居舍人知制诰，杨於陵为郎中，其后皆有名。”即采自刘禹锡所撰《奚公神道碑》。刘禹锡以权德舆、杨於陵得到奚陟的举荐，声誉大起，终为“伟人”为例，表彰奚陟识人的慧眼和荐贤的美德。在这篇碑文中，刘禹锡也赞扬了杨炎对奚陟的提拔：“丞相杨炎勇于用才，擢公为左拾遗”。史称杨炎“乐贤下士，以汲引为己任，人士归之。”杨炎在全国实施的两税法，有“赋不加敛而增入”之效，这与他任贤择能，手下有一批得力的官员是有关系的。
刘禹锡为刘仁师、杨归厚、奚陟等人写碑作记，实际上是为贤者立传，有借以明志之意。另一方面，他对那些身穿儒服、道貌岸然，但不学无术、好发空论、趋炎附势、争逐名利之徒进行无情的抨击。
《答容州窦中丞书》是刘禹锡在朗州时写给窦群的一封信。窦群曾反对“永贞革新”，在政治立场上与刘禹锡是敌对的。窦群任黔中观察使时，曾因压迫少数民族，激起百姓的反抗。元和八年，调任容州刺史兼御吏中丞。这时其兄窦常任朗州刺史，他赴任途中，经过朗州，曾与刘禹锡会面。他在容州时，和刘禹锡有过书信来往。
窦群在信中称刘禹锡为“希儒之徒”，刘禹锡答曰：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语、居学官者，为不鲜矣。求其知所以然者几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诟病耳。今夫挟弓注矢，溯空而发者，人自以为皆弄可矣。移之于泽宫，则噤而不敢言。何哉？有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蜩螗相喧，不啻于彀弓射空矢者，孰为其的哉？
在刘禹锡看来，世上穿着儒服、说着古语、身居学官的人是不少的，但要找到真正精通儒学的能有儿个呢？那些拉弓搭箭、对空乱射的人都可以自夸像羿一样善射，但一移到练习射箭的靶场，则闭口不敢作声，因为有箭靶在是骗不了人的。现在的儒生们，言论互相矛盾，像蝉叫那样喧闹不休，无异于拉满弓对空射箭，哪里有什么靶子呢？
刘禹锡对儒者空发议论，而不敢接触实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容州地处“荒服之外”，窦群身为刺史，设绛帐讲《易》，当地的儒生“持经鼎来”，很快形成了读经的风气。但是，刘禹锡在回信中提醒窦群注意：
所谓“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义，不可不顺。苟以有待及物为心，则养已与养民非二道也，矧群情之颙颙乎！
由于窦群正在讲《易》，因而刘禹锡就用《易》颐卦的彖辞来告诫他。“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义”，语出《周易・颐》：“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其意思是圣人养贤才以治理百姓，这个颐养的正确道理很重要，不可不遵循。刘禹锡含蓄地告诫他不要徒发空论，重蹈覆辙。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处理好“养己”与“养民”的关系。希望窦群以施惠于百姓为心愿，注意“养民”，认识到“养己”与“养民”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刘禹锡对那些虚有其名的儒生是很反感的。
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刘禹锡主张的任贤择能的用人之道，往往是难以行得通的。他被贬谪朗州期间写的政治寓言诗《昏镜词并引》，有感于宪宗朝讳疾忌医，放逐贤能，宠幸谄佞的腐败现象，描绘了一个在昏镜面前得意忘形、自我陶醉的人物，具引言云：
镜之工列十镜于贾区，发奁而视，其一皎如，其九雾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颐谢曰：“非不能尽良也。盖贾之意，唯售是念。今来市者，必历鉴周睐，求与己宜。彼皎者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数也。”予感之，作《昏镜词》。
制镜匠在市场上摆着十面镜子，打开镜匣一看，其中一面像月光一样明亮，九面像迷濛的烟雾一样模糊。有人说：“好坏相差太大了。”镜匠笑着说：“不是个能把所有的镜子都制好。经商的人只考虑能把镜子卖出去。现在来买镜子的人，必定一面一面地选着照看，把所有的镜子都看遍，挑选一面与自己相适宜的镜子。那面明镜，不能隐藏芒抄微弱，容貌不漂亮的人就不合心意，所以用明镜的只占十分之一。”刘禹锡对此很有感触，写了《昏镜词》。其诗曰：
昏镜非美金，漠然丧其晶。陋容多自欺，谓若它镜明。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饰带以纹锈，装匣以琼瑛。秦宫岂不重？非适乃为轻。
昏镜不是用上好的青铜制成的，镜面模糊，失去了光泽。面貌丑陋的人总是自己欺骗自己，说昏镜和其它镜子一样明亮。在昏镜中既然看不到脸上的缺陷，美丽的姿态自然就可以被随意想象出来。陋容之人面对不见瑕疵的昏镜，照来照去，竟昏昏然地自以为漂亮得能使全城的人都为之倾倒。
昏镜本来一文不值，但陋容之人却饰以纹绣之带，装以琼瑛之匣，对昏镜极其偏爱。像秦宫宝镜那样的明镜岂不贵重，但因为它不合丑陋者的心意，反被看轻了。镜子能照见形象，引伸为鉴察。古有镜考、镜戒之说。
唐太宗总结前人经验，提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名言。从唐太宗 “心暗则照有不通”的理论来分析，三镜之中，铜镜是陪衬，“以古为镜”和“以人为镜”是要害。因为“心暗”则有所蒙蔽，不可能做到“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白居易《新乐府・百炼镜》云：“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这是对唐太宗三镜的正确理解。
刘禹锡的《昏镜词》，显然有感于当时朝政的腐败，有感于执政的昏庸，有感于自身的遭际，以“明镜”无人问津，而“昏镜”却倍受偏爱为喻，借以讽刺当时政治上是非颠倒——贤能惨遭迫害，而镇压“永贞革新”的好佞当道的社会现实。刘禹锡以“明镜”喻贤能，以“昏镜”喻奸佞，是要揭露“陋容”之人，为“明镜”鸣不平。
《昏镜词》的讽喻是切中时弊的。这里既抒发了作者胸怀远大的抱负而无法施展的遗憾，也反映了期待宪宗实行任贤择能的用人之道的愿望。
结 语
综上所述，尽管刘禹锡诗文超众，但他的一生不是一个懦弱文士的一生。
在刘禹锡所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咏史怀古诗中，在刘禹锡所撰写的大量的表状、书启、碑志、序记中所见，坚定不移地反对宦官擅权，旗帜鲜明的反对藩镇割据，声实相济的政治改革精神，任贤择能的辨材用人之道，崇贤尚功的政治判断标准，革除时弊，治国安民的政治能力与魄力，无不在证明着他也是一位在经邦济世方面有理念、有作为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