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传》第六章 耀眼明灯照亮亘古长夜
当是非混乱、赏罚败坏的时候，天命之说就开始小有市场了。
在法治败坏的时候，享福的大多都是坏蛋，受苦的大多都是善良之人，哪还有正义，哪还有公理，人除了呼天喊地还能做什么呢？还能指望什么呢？
所以说，天能做的是生养万物，人能做的是治理万物，人类社会越是缺乏治理，人们就越是看不懂这世间的道理，也就越来越仰赖苍天了。
16 期望远寄
唐顺宗猝死，唐宪宗改元。贞元二十一年被唐宪宗改为元和元年。
改元一般伴随大赦，可小肚鸡肠的唐顺宗李纯在赦免一批官员时，对王叔文等“二王八司马”非但没有丝毫宽宥之意，反穷追猛打，加重迫害。
王伾到得贬地开州，未及一月便已病死。
太上皇李诵猝然驾崩的噩耗，葬送了王叔文的所有希望。当今皇上对“永贞邪党”恨已入骨，断无轻饶之理。
果然，朝中差遣宦官五坊使郭忠政午时三刻就带着两名手下飞驰而到，尖声叫喊：“渝州司户参军王叔文接旨！”
黄绫打开，郭忠政揪掉遮盖下巴的假胡须，哼了一声，尖声宣读。
故守尚书户部侍郎、充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副使，现渝州司户参军王叔文，树党招权，漏泄密令，图谋不轨，贪赃黩货，宜赐死。
“臣谢主恩典。”王叔文冷冷地说了一句，又道：“郭中官今日可算平生之大快意了！”
郭忠政假笑一声，朝后一努嘴：“时候不早了！伺候王参军上路吧！”
两名小宦官立刻捧上一柄利剑、一条白绫，又从腰下皮囊内斟了一杯鸩酒，并步上前。
郭忠政拿过白绫，递上，问：“王参军是自行了断呢，还是……”
王叔文狠狠地唾了一口，抢过剑来，看了看，长叹一声：“不见你等下场，我死不瞑目啊！”
王叔文将剑向颈上一抹，似乎想靠住什么似的向后退了几步，头抵着墙倒了下去，剑也随即脱手坠地。
郭忠政摇摇头：“临死还想干政，真是执迷不悟。”说完一挥手：“完事儿。走人！”
小宦官恐惧地望了望左眼半睁，右眼圆瞪的王叔文，嗫嚅道：“不报知……报知刺史大人吗？”
郭忠政一瞪眼：“再多话割舌头！”匆匆套上假胡须，上马而去。
唐宪宗杀了王叔文，消息传到朗州。
刘禹锡悲愤、沉痛，不平而鸣，为《华佗论》一篇——
华佗以恃能厌事，为曹公所怒。荀文若请曰：“佗术实工，人命系焉，宜议能以宥。”曹公曰：“忧天下无此鼠辈邪！”
遂考竟佗。至仓舒病且死，见医不能生，始有悔之之叹。
嗟乎！以操之明略见几，然犹轻杀材能如是。
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犹不能返其恚。执柄者之恚，真可畏诸，亦可慎诸。
原夫史氏之书于册也，是使后之人宽能者之刑，纳贤者之谕，而惩暴者之轻杀。故自恃能至有悔，悉书焉。后之惑者，复用是为口实。
悲哉！夫贤能不能无过，苟置于理矣，或必有宽之之请。彼壬人皆曰：“忧天下无材邪！”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
或必有惜之之叹。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将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谓大哀乎？
夫以佗之不宜杀，昭昭然不可言也。独病夫史书之义，是将推此而广耳。
吾观自曹魏以来，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众矣。又乌用书佗之事为？
呜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劝且惩也。
而暴者复借口以快意。孙权则曰：“曹孟德杀孔文举矣，孤于虞翻何如？”
而孔融亦以应泰山杀孝廉自譬。仲谋近霸者，文举有高名，犹以可惩为故事，矧他人哉？
华佗因自恃才能而厌恶服侍权贵，为曹操所恼恨。
荀彧请求说：“华佗的医术很高明，关系到人命，应该考虑他医术高明而宽恕他。”
曹操说：“何必担忧天下没有这样的鼠辈呢！”
最终，因为拷打而使华佗死在狱中。直到他的爱子曹冲生病将死、他发现救治也挽救不了儿子性命的时候，才有后悔杀死华佗的叹息。
唉，凭着曹操能够洞察事物细微变化的深明韬略，还是如此轻易地杀掉人材。
荀彧有这样高的智谋、门第和名望，用十分明白的道理来责问他，还是不能使他的怒气平息。
掌权者发怒，真值得害怕啊，对这样的事情也是执柄者要谨慎的啊！
推究那些史学家记载这件事的原因，是为了使后人放宽对有才能的人的刑罚，采纳贤德的人的劝告，而惩戒残暴者的轻率杀戮。
因此，从华佗恃能到曹操后悔，全都详细地记载在史书上了。后来的糊涂人，又用这作为轻易杀人的借口，真可悲啊！
贤能的人不会没有过失，假如按法理处置，有的人一定会提出宽恕他的请求，发出惋惜人材之叹。
这时候，那些奸佞小人都会说：“何必担忧天下没有人材呢！他死了，又会怎么样？”
竟不知道到了后悔的时候，才会痛惜被处死的人才不能够获得重生。
这能不说是极大的悲哀吗？
华佗不该被杀这事，是十分明白而不用多说的。
我只是担心，那史书上的意义阐发不足，于是把这层意思推论而发挥罢了。
自曹魏以来，那些掌握死生权柄的人，因一怒就杀掉人材的情况是很多的。我又何须写华佗的事呢？
唉！不忘记以前的事情，是期望能收到劝善又惩恶的效果！
但那些残暴者又拿这件事作借口来随心所欲地杀人。孙权就说过：“曹操杀死孔融了，我比他强多了，我与他怎么能比呢？”
孔融有高尚的美名，还都被惩杀了，更何况其他人呢？
悲愤、沉痛之余，刘禹锡觉得自己应该为王公做点什么，于是着手编辑王叔文的文集。
过了不久，独断而忌恨的唐宪宗又一通乱棍打下，颁布专诏，惟恐对永贞志士们不能赶尽杀绝——
……左降官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以后“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看来，李纯是铁了心要让刘禹锡、柳宗元诸“永贞革新”人士老死贬所了。
既然不得量移，不得返京，那便干脆接来家眷，过日子吧。
这里的百姓和官吏不都在过日子嘛，只是宪宗不要再下狠手，让“八司马”不要再演王叔文的悲剧。
刘禹锡派仆从回长安，送信给夫人，交代安置好母亲的侍护事宜，然后把夫人薛女士、儿子咸允接到朗州，和夫人共事油盐酱醋，逗允郎嬉笑蹒跚，有酒的日子，来个小醉，作诗的时候，又何妨长啸——
内禅因天性，雄图授化元。继明悬日月，出震统乾坤。
大孝三朝备，洪恩九族惇。百川宗渤澥，五岳辅昆仑。何幸逢休运，微班识至尊。校缗资筦榷，复土奉山园。一失贵人意，徒闻太学论。
直庐辞锦帐，远守愧朱幡。巢幕方犹燕，抢榆尚笑鲲。邅回过荆楚，流落感凉温。
贬谪途上，花草失色，愁心如醉，昏昏不醒。
春江千里走过，暮雨中，猿声惊魂。问卜安冥数，看方理病源。带赊衣改制，尘涩剑成痕。三秀悲中散，二毛伤虎贲。来忧御魑魅，归愿牧鸡豚……
跟被斥逐于各地的永贞友人互致问候，最为频繁的便是柳宗元了。
柳宗元常常有诗文自永州寄来。
永州是较之朗州更为荒僻的地方，苛政猛酷，野产异蛇。其异在于：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
这种黑质而白章的异蛇有医用价值，永州的百姓就到山间捕捉出售。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
柳宗元为之悲哀，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
“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
“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
“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
“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柳宗元闻听而愈加悲痛。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柳宗元把自己新作的《捕蛇者说》寄来，刘禹锡读后慨然良久，回书深表同感。
永贞革新失败，宦官阉党再弄权柄，各地藩镇竞相扩军，皇家征敛加上地方搜刮，全国各地，哪里的百姓有日子可过呢？
仙公一奏思归吟，逐客初闻自泫然。莫怪殷勤悲此曲，越声长苦已三年。
道家仙翁为刘禹锡弹奏《思归吟》，直让左降臣泫然涕下，莫怪我太为敏感伤情，贬来朗州已经三个春秋了。
桃花源是刘禹锡在郁闷季节可以散心的去处，合适的光景，他便和三两友人结伴前往——
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
碧虚无云风不起，山上长松山下水。群动悠然一顾中，天高地平千万里。
少君引我升玉坛，礼空遥请真仙官。云屏欲下星斗动，天乐一声肌骨寒。
金霞昕昕渐东上，轮欹影促犹频望。绝景良时难再并，他年此夕应惆怅……
刘禹锡的诗名本来高卓，曾经轰动朝野的青年才俊来到朗州，尽管此地文化十分闭塞，教育尤其落后，但苦读书谋功名的人还是有的，他们以刘禹锡这样的大诗人居官朗州为难得机会，抓紧一切机会向他请教。
刘禹锡回想起自己在江东一带度过的青少年时代，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朗州的书生尽一把力。
江东的塾师思想老朽，株守成规，但教人识文断字还是有功劳的，多少人后来成器，是塾师给打定的基础。
朗州百姓迫于生计，子弟不能念书识字，但克服困难已经念出一点名堂的青少年是多么宝贵啊，刘子要帮助他们。
秀才韦道冲即是刘禹锡在朗州所交的读书朋友。
韦道冲往长安赴制举试时，刘禹锡寄予厚望，还特意为之饯行——
惊禽一辞巢，栖息无少安。秋扇一离手，流尘蔽霜纨。故侣不可追，凉风日已寒。远逢杜陵士，别尽平生欢。
逐客无印绶，楚江多芷兰。因居暇时游，长铗不复弹。阅书南轩霁，縆瑟清夜阑。万境身外寂，一杯腹中宽。
伊昔玄宗朝，冬卿冠鸳鸾。肃穆升内殿，从容领儒冠。
游夏无措词，阳秋垂不刊。至今群玉府，学者空纵观。世人希德门，揭若攀峰峦。之子尚明训，锵如振琅玕。一旦西上书，斑衣拂征鞍。荆台宿暮雨，汉水浮春澜。
君门起天中，多士如星攒。烟霞覆双阙，抃舞罗千官。清漏滴铜壶，仙厨下雕槃。荧煌仰金榜，错落濡飞翰。
古来才杰士，所嗟遭时难。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
远贬异乡的诗文高才，并不会为长安的朋友们所忘怀，元稹和白居易本来是同情和支持永贞党人的，在他们失势的时候，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好友待之。
元稹以花纹十分美丽的床席赠刘禹锡，白居易则捎来自己的诗作一百首请刘禹锡“教正”之——
文章似锦气如虹，宜荐华簪绿殿中。纵使凉飙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
枕截文琼珠缀篇．野人酬赠壁州鞭。用长时节君须策，泥醉风云我要眠。歌盼彩霞临药灶，执陪仙仗引炉烟。张骞却上知何日？随会归期在此年。
无事寻花至仙境，等闲栽树比封君。金门通籍真多士，黄纸除书每日闻。
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
同一般的左降官吏一样，刘禹锡跟在朝的老朋友保持着友谊。
尽管唐宪宗李纯发下毒誓，不准赦免永贞一党，但总不能让人不怀半点希望吧？
杜佑是刘禹锡的老上级，在朝中正受唐宪宗重用，册拜司徒，同平章事，还被封为歧国公，刘禹锡于是致书杜佑，一剖心迹——
故吏守朗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刘禹锡，谨斋沐致诚，命仆夫持书，敢献于司徒相公阁下：
昔称韩非善著书，而《说难》、《孤愤》，尤为激切，故司马子长深悲之，为著于篇，显白其事。
夫以非之书可谓善言人情，使逢时遇合之士观之，回无以异于它书矣，而独深悲之者，岂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
小人受性颛蒙，涉道未至，末学见浅，少年气粗。常谓尽诚可以绝嫌猜，徇公可以弭谗愬，谓慎独防微为近隘，谓艰贞用晦为废忠。
刍狗已陈，刻舟徒识，罟攫随足，伥然无知，事去凝想，时时自笑。然后知韩非之善说，司马子长之深悲，迹符理会，千古相见，虽欲勿悲，可乎……
伏以大君继明，元宰柄用。鸿钧播平分之气，悬象廓无私之照。涣汗大号，与人惟新。昭回汪洈，旁下郡国，投荒为民者，成释拲楛，遂还里闾。系于稍食，犹在羁绊，伏读赦令，许移近郊。
今武陵距京师，赢二千者无几。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濡露增感，临风永怀。
伏希闵其至诚，而少加推恕，命东曹补吏，置籍于荥阳伍中，得奉安舆而西，拜先人松榎，誓当赍志没齿，尽力于井臼之间，斯遂心之愿也。
如或官谤未塞，私欲未从，虽为裔民，乃有善地，则北距澧浦，资宿舂而可行，无道途之勤，蠲仆赁之费。重以镇南，用和辅理，扇仁风于上游，霁严施惠，得以自遂，斯便家之愿也。
伏惟降意详察，择可行者处之。乞恩于指顾之间，为惠有生成之重，虽百谷之仰膏雨，岂喻其急焉……
凡人之行己，必恒于所安，苟非狂易，不能甚异。小人自居门下，仅逾十年，未尝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无遁逃，言行之间，足见真态。
伏惟推心以明其迹，追往以鉴于今。
苟谓其尝掩人以自售矣，尝近名冒进矣，尝欺谩于言说矣，尝沓贪于求取矣，尝狎比其琐细矣，尝媒孽其僚友矣，尝矫激以买直矣，尝沾嗫以取容矣，尝漏言于咨诹矣，尝致务于薄书矣，有一于此，虽人谓其贤，我得而刑也，岂止于弃乎？
苟或反是，虽人谓其盗，我得而任也，庸可而弃乎？
由是而言，小人之善否，不在众人。所以受谴已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不以众人之善为是非，唯以相公之意为衡准……
嗟哉，小生仕逢圣日，岂曰不辰？知有相君，岂曰不遇？而乘运钟否，俾躬罹灾，同生无手足之助，终岁有病贫之厄。孰不求达？而独招嫌。孰不求安？而独乘坎。赋命如此，虽悔可追。
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
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栗，常集方寸。尽意之具，固不在言，身近与寡，舍兹何托？
是以因言以见意，恃旧以求哀，敢希末光，下烛幽蛰。孤志多感，重恩难忘，顾瞻门馆，惭恋交会。伏纸流涕，不知所云……
然而，在政治风浪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杜佑，老奸巨猾，收到书信后，对刘禹锡希望量移的态度可想而知。
17 天论光芒
柳宗元和韩愈在地理位置上稍近一点，他们在书信往来中，不知不觉展开了一场天地物候、万事律则的学术讨论。
韩愈以“论史”为题对柳宗元进行有神论的说教。
韩愈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暗示“永贞革新”的失败是“天”的惩罚。想操纵历史的狂人，不招来世上的祸患，也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韩愈这种奇谈怪论，柳宗元岂能接受？
柳宗元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给以批驳：及今乃见书藁，私心甚不喜。凡明智之人是不言鬼神之事的，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对“天”感到困惑。
“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此大惑已。
鬼神那一套，荒唐无稽，没有准说，以韩先生的聪明脑袋，竟然害怕如此，这让人十分困惑啊。
韩愈字曰“退之”，撞上南墙却不知后退，他责备柳宗元“不知天”，说“天”是能“赏功罚祸”的。
“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
老韩以“物坏虫生”作类比，认为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是对“元气阴阳”的破坏，因而遭到天的惩罚是理所当然的。
老韩把争论从“论史”暗转到“说天”了，在此情况下，柳宗元撰写了《天说》一文，驳斥老韩鼓吹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的谬论——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
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
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
柳宗元认为，韩愈所说凡呼天怨天者皆不知“天”，凡求天赏罚或望天哀仁者均系大谬之论。
韩愈强调不怨乎天，与柳宗元强调不求于天。
韩愈认为，天能赏功罚祸，是把天看作有意志的人格神了。
柳宗元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天没有意志，不可能对人赏功罚祸、有报有怨，人的祸福是由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与天没有关系。
可见，柳宗元与韩愈在天有无意志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对立。
韩愈解释他的思想说：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
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雠也。
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倖倖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
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雠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
按照韩愈的逻辑，虫子是由于物体败坏而生出来的；人是由于元气阴阳败坏而产生的。
虫生出来后，物体就更加败坏，因虫子吃它，咬它，又在里面钻孔打洞，对物体的祸害就更加严重。如果有人能把虫除掉，对这些物体是有功德的；谁要是让虫子繁殖生长，就是物体的仇敌。
韩愈认为，人类对元气阴阳的破坏更加厉害：开垦荒地，砍伐山林，凿井饮水，掘墓葬人，修筑城郭，疏浚河流，钻木取火，熔化金属，制作陶器，雕刻玉石，把天地万物糟踏得不成样子，使它们丧失了本来面目。
人类这样恶狠狠地攻击、残害、败坏、扰乱天地万物，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对元气阴阳的祸害，比虫子所干的更厉害。
韩愈不仅宣扬了天有意志的神学谬论，而且浸透了“任天无为”的厌世情绪。
韩愈前些年曾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在荒远的贬地，韩愈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啊！怪罪人们不知道天意。
但“永贞革新”失败后，韩愈仕途却得意起来，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反遭到贬斥。
韩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说特说什么天人感应，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天不喜欢那些积极有为，勇于实践，务求有利于生民的人。
韩愈的这些无稽之谈，轻言之，是对刘禹锡、柳宗元当时处境的一种嘲弄，重言之，是走狗为主子开脱，为守旧派镇压革新派提供证词。
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具有“辅时及物”、“施道于人”的宏大志向，他们积极参加的“永贞革新”中所推行的一些利于朝野的措施，深得百姓的欢迎，但却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和迫害。
刘、柳被贬为远州司马后，一方面“呼且怨”世道弄到这样极端不合理的地步，残害生民的反而昌盛，保护生民的反而遭殃；另一方面，面对失败，他们不消极、不悲观，仍然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柳宗元、刘禹锡要奋起反击韩愈的荒谬言论是必然的。
柳宗元撰写《天说》，批驳韩愈。
柳宗元强调，天地、元气、阴阳与自然界的果蓏、草木、痈痔一样，都是物质性的。
既然果蓏、草木、痈痔不能赏功罚祸，老韩所谓的天地、元气、阴阳“乌能赏功而罚祸乎？”
“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
假如韩愈先生你坚信你的仁义，而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那就应该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又何必把生死得失的念头寄托在像瓜果、痈痔、草木那样没有意识的“天”上面呢？
柳宗元的立论，始终围绕着“天有无意志”这一问题展开，并未涉及更重要的议题：天人关系。
柳宗元写成《天说》后，寄给刘禹锡过目。
刘禹锡在做杜佑的幕僚时，有机会看到杜佑的《通典》。《通典》强调社稷人事对于礼乐制度的影响，对刘禹锡有一定的影响。
刘禹锡所敬佩的大臣陆贽在他的奏议中，多次针对唐德宗“运数前定，事不由人”的宿命思想，强调修人事的决定作用，对刘禹锡也有影响。
重要的是，刘禹锡从童年时代起，就受到父亲刘绪非天观念、非神秘主义的教育，长大以后，对医药、天文、音乐、书法等的广泛研究，使他得以站在高于常人的科学峰头。
因此，对韩愈天人关系谬论的有力驳斥，是由刘禹锡的《天论》完成的。
刘禹锡评价柳宗元的文章曰：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
刘禹锡认为，韩、柳两人在对“天”的认识上发生争吵，柳宗元以《天说》驳斥韩愈关于天有意志的说法，文章确实写得很好。但《天说》大概是激于愤慨而作，还未能详尽地论述天人关系。
刘禹锡便动手撰写了《天论》上、中、下三部，更透彻地明辩这个问题——
世上讨论“天”的问题的大体有两派，一派认为老天爷是至尊老大，管着我们；另一派认为天就是大自然，既没头脑也没心没肺。
我的朋友柳宗元最近写了个《天说》来反驳韩愈先生的观点，文章不错，就是没把问题谈透。故而我为《天论》，试图把道理掰开、揉碎讲清楚。
但凡有形的东西都不是全能的。天，是有形之物中最大的；人，是动物里边最牛的。有些事天能干可人干不了，也有些事人能干可天干不了，所以说，天和人各有所长。
天的规律是生养万物，它能使万物强壮，也能使万物衰弱；人不一样，人的关键是要明辨是非。
人比天强在哪儿呢？就强在是非法度。
在一个公正严明的法治氛围里，是非明确，赏罚也明确。
如果依法受赏，就算你已经高官厚禄不在乎那点儿小钱，你也理直气壮地接受奖励，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好事必然就要受赏；如果你做了坏事，就算是对你抄家灭门，你也得认，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坏事，必然就要受罚。
在这样一个公正严明的法治社会里，天能做什么呢？
人们也无非就是在祭祀仪式和颁布历法的时候，才会和天发生一点儿走走过场的关系。
人如果做好事就会获得好处，做坏事就会受到惩罚，谁还会把老天当回事呢？
如果法治社会出毛病了，不再那么公正严明了，做好事不一定受赏，做坏事不一定受罚，十个劳模里塞了两个坏蛋，十个死刑犯里插着三四个无辜的人，造假可以赚大钱，花钱就可以摆平执法机关，大家看到这些情况就疑惑了：怎么会这样呢，没道理啊，这难道是天意吗？
当是非混乱、赏罚败坏的时候，天命之说就开始小有市场了。
在法治败坏的时候，享福的大多都是坏蛋，受苦的大多都是善良之人，哪还有正义，哪还有公理，人除了呼天喊地还能做什么呢？还能指望什么呢？
所以说，天能做的是生养万物，人能做的是治理万物，人类社会越是缺乏治理，人们就越是看不懂这世间的道理，也就越来越仰赖苍天了。
韩愈先生和柳子厚都是以个人体会来阐释天人规律，这是不严谨的，个案不能说明普遍规律。要像我刘禹锡这么研究分析才叫严谨。
有人说：“你讲的这套道理太深奥了，你要真想让我们明白，最好打个比方，讲得通俗一点儿。”
刘子曰：“你知道旅游是什么回事吗？一伙人组团旅游，到了荒郊野岭，需要上大树摘果子，下深潭里取水，谁体格好谁就占便宜，哪怕你有再大的学问，一点儿辙也没有；可如果到了大城市，比如想到朝廷混口饭吃，胳膊大腿再粗也不管用了。如果是去秩序之地，即便在乡下也如同大城市一般，靠的是彬彬有礼；如果在混乱世道，虽然大城市也如同荒原，得靠丛林法则来找吃的。这道理清楚明白吧？”
可能还有人问：“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天不会帮人什么忙，那古人为什么常常说天呢？”
我的回答是：“这就和行船的道理一样。如果是在伊水、洛水、潍水、淄水里弄舟，你想快就快，想慢就慢，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就算有翻掉的，人们也不会把原因归到老天头上；可你如果是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里划船，人力能控制的因素就很非常限了，船没翻得谢天谢地，船翻了那叫天不作美。”
有人问：“你的说法有些道理，可怎么解释那些一起行船却一个沉、一个不沉的情况呢？”
这也很简单，告诉你吧：“水和船是两种东西，作用在一起，其间有数有势。数和势一起作用，势这东西是依附在物体上的，物体运动得快，它的势就强，运动得慢，它的势就弱。船划得慢也可能会翻，但它是怎么翻的，我们看得明白；船要是太快，势很疾，翻了船我们也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有人问：“你那么看重数和势，却不拿老天当回事，天的作用难道还比不上势吗？”
我的回答是：“天的形状一直都是圆的，颜色一直都是青的，天运动规律我们都测得出来，所以说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就是数；天一直那么高高在上，一直运行不止，这就是它的势。天的运动也无非在于数和势罢了。我一再说：万物都是‘交相胜，还相用’的。大山看不起小松鼠，松鼠不服气，说：‘我虽然背不起一座森林，可你也磕不了一枚核桃呀。’”
接着问：“就算你说的对，天因为有形体存在而逃脱不了数的限制，那么，对那些无形的东西你又怎么用你的数来做解释呢？”
我的回答是：“你所谓的无形的东西，是不是空啊？空这个东西也是有形体的，只不过它的形体要依附其他东西而存在。一间屋子，里边是空的，这是四四方方的空；一只杯子，里边是空的，这是圆柱体的空。不管你说什么空，就照我这个说法自己推理好了。难道天地之内真有无形的东西存在吗？没那回事！古人所谓的‘无形’，其实是‘无常形’，也就是没有固定的形状，依附在物体上也就现了形了。所以，你所谓的无形的东西也一样逃不了数的限制。”
还有人问：“古时候研究天的问题有三大学派：宣夜、浑天和《周髀》，最著名的专家有个叫邹衍的，你刘禹锡师承哪家哪派啊？”
刘子曰：“我梦得无师承，无门派！我的理论不是跟他们学来的，是自己推理推出来的。但凡‘入乎数’，也就是有规律的东西，都可以小中见大，我们从人来推天，很容易推得出来。”
人长着五官，五官之本在于内脏，天上挂着日月星辰，日月星辰之本在于山川五行。
清澈的东西来自于浑浊之物，轻微的东西来自于厚重之物，而浑浊、厚重的就是地，清澈、轻微的就是天，天和地各就各位，互相发生作用，产生了风雷雨雾，产生了植物、动物。
在天和地产生的所有生物里，人是脑子最好使的，能和天各擅胜场。
不是天，而是人建立了人类社会的纲纪，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一种显著的现象：尧舜时代是上古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书开头就说‘稽古’，不说‘稽天’。
到了周幽王和周厉王这两位暴君的时代，文献上一开篇就谈‘上天’了，不讲人事了。
在舜圣那里，好的得到提拔，说这是舜提拔他们，不说职位得自天授。
商王武丁是个有为之君，看傅说有能耐，想重用他，于是就假装说上天托梦给自己，让自己提拔傅说。
武丁以上天为借口，是因为他即位的时候接的是个烂摊子，不得不拿上天来糊弄人。
道理很清楚了吧，在好世道里，‘天’这个字的使用频率就少；在坏世道里，他们只好拿天命来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受了不公正待遇也只有哭天抢地这一条路好走。天，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后山不得不惊叹，刘禹锡真可谓堂堂大家！
刘子诗文卓越自不必说，其进化论的思想锋芒与理辨中的真知灼见，直如耀眼明灯，照亮亘古长夜啊！
刘禹锡的《天论》，奋翮迎接韩愈挑起的“天之说”的论战，以“极其辩”的理论之勇，以“尽天人之际”的探索之深，划清了天道观上“自然之说”与“阴骘之说”的根本界限。
千百年来，某些人打着各样旗号，包括创建各种学派，贩卖荒谬的东西，而彻底批驳他们的观点，并且深入浅出地树立创见的，是刘禹锡。
18 砥石之赋
唐宪宗李纯在发布《改元元和赦文》，大赦天下的时候，没有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个人的事，还恶狠狠地命令曰：以后“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但时光慢慢地过去，情况总是要变化的。
刘禹锡写信给老上级杜佑，希望得他帮助，获得量移。
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中，回顾了自己跟随杜佑几年的立身往事，剖白了自己在顺宗朝忠于国事的心迹，相信杜佑“必思有以拯之”，帮助自己离开这“距京师赢二千者无几”的偏僻朗州，量移京师近郊。
作为《通典》的作者，杜佑“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怀有深邃的为官之道，他的政治态度倾向于王叔文等革新派，而在深谋远虑，审时度势方面又远胜于他们。
刘禹锡被贬谪朗州之初，杜佑曾驰书问候，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杜佑也清楚，唐宪宗对“二王八司马”怀恨极深，任何人想进行帮助，都是自讨苦吃。
因而，刘禹锡是等不来他想要的消息的。
等不来消息，就只有继续熬日子，跟各地的友人唱对，跟挚友柳宗元论文来往，辨析天道人事，再不，就是饮酒、赏景、游历——
车音想辚辚，不见綦下尘。可怜平阳第，歌舞娇青春。金屋容色在，文园词赋新。一朝复得幸，应知失意人。
寂寥照镜台，遗基古南阳。真人昔来游，翠凤相随翔。目成在桑野，志遂贮椒房。岂无三千女，初心不可忘。
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
冷静下来想想，人生无常，逆境厄运又何尝不是上天对有志者的考验呢？
南方气泄而雨淫，地慝而伤物，媪神噫湿，渝色坏味，虽金之坚，亦失恒性。
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涩不可拔，剖其室乃出。溯阳眇视，傅刃蒙脊，鳞然如疣痂，如黑子，如青蝇之恶，锐气中锢，犹人被病然。
客有闻焉，袖密石以遗余。沃之草腴，杂以鸟膏，切劘上下，真质焯见。
踌躇四顾，莞尔谢客：“微子之贻，几丧吾宝。”
客曰：“吾闻诸梅福曰：‘爵禄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砺世摩钝。’有是耶？”
刘禹锡因此感慨不已，作《砥石赋》以记之——
我有利金兮以利为佩，遭土卑而慝作兮，雄铓为之潜晦。如景昏而蚀既兮，与肌漆而为疠。顾秋蓬之不可斫兮，尚何游乎髋髀之外？
利物蒙蔽，材人惆怅。俾百汰之至精，蟠一检而多恙。
岂害气之独然兮，将久不试而然。彼屠者之刃兮，猎者之铤，不灌不淬兮揉错衔铅，日鼓月挥兮刲腴击鲜。睆嚯嚯以耀芒，蓊淫夷而腾膻。岂不涉暑而蒙漓兮，鼎用之而成妍。
有客自东，遣余越砥，圭形石质，苍色腻理。
栈其鳞皴，滑以馐髓。如表洗垢，如鼎出否。雾尽披天，苹开见水。拭寒焰以破眦，击清音而振耳。
故态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
嗟乎，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杰材以凑。
得既有自，失岂无因。汉氏以还，三光景分，随道阔狭，用之得人。
五百余年，唐风始振，悬此大砥，以砻兆民。
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为物天，君为人天，安有执砺世之具而患乎无贤欤……
元和三年，薛夫人又为刘禹锡生了一个儿子，刘禹锡给他起名刘同，字广异，小名仑郎。
仑郎开始以哭当歌。
允郎已经到处来去。
在贬官的枯燥岁月里，一对儿子给刘禹锡带来无可替代的快乐。
这年，京城人事也发生了变化，李吉甫、武元衡拜相，还有一揽子兼职，比如兼领一方节度使等，刘禹锡为朋友的升迁高兴，为自己的未来播种希望——
八柱共承天，东西别隐然。远夷争慕化，真相故临边。并进夔龙位，仍齐龟鹤年。
同心舟已济，造膝璧常联。对领专征寄，遥持造物权。斗牛添气色，井络静氛烟。
献可通三略，分甘出万钱。汉南趋节制，赵北赐山川。玉帐观渝舞，虹旌猎楚田。步嫌双绶重，梦入九城偏。秋雨离情动，新诗乐府传。聆音还窃抃，不觉抚么弦……
过去常常听《东武吟》，如今壮年的心十分伤悲。
为什么呀？沦落了，才听出内中的辛苦滋味——
言有穷巷士，弱龄颇尚奇。读得玄女符，生当事边时。
借名游侠窟，结客幽并儿。往来长楸间，能带双鞬驰。崩腾天宝末，尘暗燕南垂。
爟火入咸阳，诏征神武师。是时占军幕，插羽扬金羁。万夫列辕门，观射中戟支。誓当雪国雠，亲爱从此辞。中宵倚长剑，起视蚩尤旗。
介马晨萧萧，阵云竟天涯。阴风猎白草，旗槊光参差。勇气贯中肠，视身忽如遗。
生擒白马将，虏骑不敢追。贵臣上战功，名姓随意移。终岁肌骨苦，他人印累累。谒者既清宫，诸侯各罢戏。
上将赐甲第，门戟不可窥。眦血下沾襟，天高问无期。却寻故乡路，孤影空相随。行逢里中旧，扑樕昔所嗤。一言合侯王，腰佩黄金龟。
问我何自苦，可怜真数奇。迟回顾徒御，得色悬双眉。翻然悟世途，抚己昧所宜。
田园已芜没，流浪江海湄。鸷禽毛翮摧，不见翔云姿。衰容蔽逸气，孑孑无人知。寂寞草玄徒，长吟下书帷。
为君发哀韵，若扣瑶林枝。有客识其真，潺湲涕交颐。饮尔一杯酒，陶然足自怡……
元和四年，在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的奏荐下，郴州司马程异被召回京师，为侍御史、扬子留后。
这不是打破了宪宗“纵逢恩赦，不得量移”的成令吗？这件事又使刘禹锡萌生了归回京师的新希望。
淮南节度使李吉甫，去岁曾为中书舍人。他做中书舍人时，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勾结弄权，李吉甫十分讨厌，上奏唐宪宗，将其斥逐。
“永贞革新”时，李吉甫不在朝廷任职，与王叔文等人未发生过利害冲突。
刘禹锡对李吉甫怀有好感，也看到李吉甫的前程，于是写了《上淮南李相公启》及两首诗，托程异路过淮南时面呈之——
某间以昧于周身，措足危地。骇机一发，浮谤如川；巧言奇中，别白无路。祝网之日，漏恩者三，咋舌兢魂，分终裔壤。
岂意天未剿绝，仁人登庸，施一阳于剥极之际，援众溺于坎深之下。
南箕播物，不胜昌言；危心铩翮，繇是自保。阴施之德，已然乃闻，受恩同人，盟以死答。私感窃抃，积于穷年；化权礼绝，孤志莫展。
今幸伍中牵复，司存宇下，伏虑因是记其姓名，谨献诗二篇，敢闻左右。
古之所以导下情而通比兴者，必文其言以表之。虽甿谣俚音，可俪风什。伏惟降意详择，斯大幸也。谨因扬子程留后行，谨奉启不宣……
联系亲密的柳宗元，在永州也寄信给李吉甫，策应刘禹锡，表达自己的意思。
刘禹锡的献诗其实也是赋于程异的，提醒他，往昔友情深厚，一朝复得宠幸，莫忘一同被贬的朋友们还在失意之中——
寂寥照镜台，遗基古南阳。真人昔来游，翠凤相随翔。目成在桑野，志遂贮椒房。
程异我友，皇上后殿里还是藏着三千宫女的，起初我们厉己竭节、铲革弊政、简放冗人、节制国用的初心，依然不可荒忘啊……
刘禹锡与李绛，曾于同年登博学宏辞科，交谊深厚。
刘禹锡为太子校书时，李绛为秘书省校书郎。刘禹锡为渭南县主簿时，李绛为渭南县尉。后来二人先后为监察御史。可谓射策校文，接武联翩。甸服同邑，明庭比肩。
李绛对刘禹锡被贬谪朗州，一直深怀同情。
这年，李绛拜相，李吉甫也相继为相，他们都打算量移刘禹锡等人。
李吉甫在给刘禹锡写信的同时，还有诗相赠。
刘禹锡览书之际，恰有西川节度使武元衡致书慰问，并赠送衣服缯彩等物，于是刘禹锡一并和诗致意——
八柱共承天，东西别隐然。远夷争慕化，真相故临边。并进夔龙位，仍齐龟鹤年。
同心舟已济，造膝璧常联。对领专征寄，遥持造物权。斗牛添气色，井络静氛烟。
献可通三略，分甘出万钱。汉南趋节制，赵北赐山川。玉帐观渝舞，虹旌猎楚田。
步嫌双绶重，梦入九城偏。秋雨离情动，新诗乐府传。聆音还窃抃，不觉抚么弦。
在朝中朋友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似乎有了转圜的机会。
杜佑致书刘禹锡，告以“浮谤渐消”，“期以振刷”的消息。
刘禹锡回信杜佑，表示感激。但刘禹锡毕竟是了解朝局的，又流露出“求人见谅，岂复容易”的忧虑。
果然给刘禹锡忧虑中了。不久，武元衡人朝为相，对复用刘禹锡等持有异议。
作为长者和曾经的上司，武元衡可以致书赠物，对刘禹锡进行慰问，但作为持有与革新派不同政治主张的官僚，武元衡又反对朝廷起用刘禹锡等永贞革新派人士，这也算“从大局出发”吧。
“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泰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而止。”
这件事对刘禹锡当然又是一次打击。
刘禹锡毕竟是刘禹锡，他干脆直接给武元衡写信了，请求武元衡成人之美。明言帮助，实则希望他不要在量移之事上有所作梗——
去年本州吏人自蜀还，伏奉示问，兼赐衣服缯彩等。云水路遥，缄滕贶厚。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旧之怀。熙如阳和，列在缃简。苦心多感，危涕自零。
惊神驿思，若侍颖杖。伏以圣上注意理本，锐求国桢，念外台报政之功，追宣室前席之事。
重下丹诏，再升黄枢。群情合符，和气来应。况八柄所在，三人同心。叶台座之精，膺俊杰之数。谈笑于规随之际，从容于陶冶之间。物皆由仪，人识所措。
某久罹宪网，兀若枯株。当万类咸悦之辰，抱穷终恸之苦。清朝无绛、灌之列，至理绝椒、兰之嫌。此时不遇，可以言命。
嗟乎！一身主祀，万里望棻榆之乡；高堂有亲，九年居蛮貊之地。从坐之典，固有等差；同类之中，又寻牵复。
顷在台日，获奉准绳。指吏途于桉谳，遵文律于章奏。藻鉴之下，难逃陋容；炎凉载移，足见真态。
自违间左右，沈沦遐荒，岁月滋深，艰贞弥厉。缅想受谴之始，他人不知。属山园事繁，孱懦力竭。
本使有内嬖之吏，供司有恃宠之臣。言涉猜嫌，动碍关束。城社之势，函矢纷然。弥缝其间，崎岖备尽。始虑罪因事阙，宁虞谤逐！迹生智乏周身，又谁咎也？
伏以赵国公顷承顾遇之重，高邑公夙荷见知之深。虽提挈不忘，而显白无自。盖以永贞之际，皆在外方。虽得传闻，莫详本末。特哀党锢，亟形话言。
自前岁振淹，命行中止。或闻舆论，亦愍重伤。伏遇相公秉钧，辄已自贺。
傥重言一发，清议攸同。使圣朝无锢人，大冶无废物。自新之路既广，好生之德远形。群蛰应南山之雷，穷鳞得西江之水。指顾之内，生成可期。
伏惟发肤寸之阴，成弥天之泽；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诚无补于多事之时，庶有助于阴施之德。无任恳悃之至……
致信老上司之后，意不能尽，刘禹锡又修书李绛，不平而鸣，毫不隐讳——
去年国子主簿杨归厚致书相庆。伏承相公言及废锢，愍色甚深。
哀仲翔之久谪，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广锡类之仁。远聆一言，如受华衮。伏自不窥墙仞，九年于兹。高卑邈殊，礼数悬绝。虽身居废地，而心恃至公。
伏以相公久以纡谟，参于宥密。材既为时而出，道以得君而专。令发于流水之源，化行犹偃草之易。习强伉者自纳于轨物，困杼轴者咸跻于仁寿。
六辔在手，平衡居心。运思于陶冶之间，宣猷于鱼水之际。
然能轸念废物，远哀穷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内无手足之助，外乏强近之亲。为学苦心，本求荣养。得罪由已，翻乃贻忧。扪躬自劾，愧入肌骨。祸起飞语，刑极沦胥。心因病怯，气以愁耗。
近者否运将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闵之怀，怜乌鸟之志；处夔、龙之位，伤屈、贾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蛰。言出口吻，泽濡寰区。昔者行苇勿伤，枯骼犹掩。哀老以出弊，愍穷而开怀。
无情异类，尚或婴虑。顾惟江干逐客，曾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诚无所取。譬诸飞走，庸或知恩。
呜呼！以不驻之光阴，抱无涯之忧悔；当可封之至理，为永废之穷人。闻弦尚惊，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长鸣孔悲。肠回泪尽，言不宣意……
谋求量移，刘禹锡一直在尽力，一直在受挫，精神苦闷之中，惟于楚地遥望北方，然“眸子不运，坐陵虚无。岁更周流，时极惨舒”……
刘禹锡名为朗州司马，实无任何执掌，这倒利于他多方思考，而不一味地困厄于某侧。
官曹归来，教导允郎识字，逗弄仑郎玩耍，或者摊开自己的新作如《砥石赋》者，吟咏一番，求得精神的自强。
确实，刘禹锡的贬逐之难，不过是宝刀蒙垢，不足为耻，宝刀经过磨砺将重新变得锋利。
在对朝廷的无理责罚投以蔑视的同时，刘禹锡砥砺风骨、培植雄心的志节不改，乐观向上、不甘沉沦的德操不散，保持精力、继续斗争的性格不移。
实在无聊时，与朋友们相聚，采制、品饮西山寺背荫处生长的好茶，或缄封寄赠，也不失为散心蓄志之方——
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
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阳崖阴岭各殊气，未若竹下莓苔地。
炎帝虽尝未辨煮，桐君有录那知味。
新芽连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顷余。木兰沾露花微似，瑶草临波色不如。僧言灵味宜幽寂，采采翘英为佳客。
不辞缄封寄郡斋，砖井锅炉损标格。何况蒙山顾诸春，白泥赤印走风尘。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跂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