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秘记》第十章 永驻人间
第十章 永驻人间
庐山牯岭长冲在规划上、保护上、管理上、对外推广上，以西方文化特色成为当时一个高级社区的样板，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德立功莫大焉。
037
正如李德立开发之初的预想，庐山已经活了起来。
原先，荒凉破败，野兽往来，除了砍柴打草的山民和少数烧炭人，除了狭小、破旧的寺院、道观，基本上没有人迹，别说适宜居住和生活了。
如今的庐山，牯岭长冲云中小镇，别墅越来越多，居民也越来越多。
避暑居民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挪威、意大利、日本、加拿大、葡萄牙、奥地利、丹麦、比利时以及俄国等不同的国家。
操着各种语言的人集中地居住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微缩得小而又小的世界。这个世界与牯岭长冲浓密的树荫、青葱的草地融会在一起，和庐山风光共同构成自然的活力和人世的快乐。
牯岭的“疗养”效果，简直神奇异常。外国儿童由于酷热、由于蚊虫叮咬所患的各种“热病” ，住在庐山上，住在牯岭和长冲，不药而愈。成年人得到优质居住环境，身体、情绪的改善也是不可思议的，传教、经商，效果大好。
可以肯定的说，牯岭别墅挽救了许多生命，很多人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得以康复，回升。
一些原先被迫要送回英国、美国及其他人自己的母国治疗的疾病，在庐山居住中好转了，痊愈了，继续待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成为可能了。
不仅传教士，庐山上全社区的人们都感受到了这个避暑度假胜地带来的好处。而且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给外国人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持续不断的经济收入。
除了医院、学校、各家银行、公司两层或三层的办公建筑，电影院、俱乐部、网球场、游泳池，也纷纷出现。
当时的中外评价是：“牯岭的娱乐设施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牯岭山镇的一切，并非李德立一人所为、所可为，居于领导地位的他，在开创、规划以及建设庐山中所显示出来的魄力与见识，是不容轻视的。
李德立自己也说：“实因这个故事，离不开我这个主角。”
牯岭、长冲的路灯亮了起来，自来水管道也敷设了。小镇的发展，前景喜人，毫无疑问。
云中花园居住社区愈来愈成熟，生活功能愈来愈完善，吸引了新的购买者的目光。
牯岭和长冲这个“世界村”的土地已经售罄，转手交易还没有较多地出现，于是新的购买者请求当地中国官府给予土地。
经过漫长时间的交涉，九江官府打破了他们“不再售地”的誓言，上海的海格斯医生也在牯岭长冲谷买了一片土地。
一些人对海格斯医生也在牯岭长冲谷买地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但是最后，事情还是由浔阳道台府和美国总领馆给做好了。
海格斯得到的庐山土地，是九江地方官府出租给他的，当然给了他一份正式的官方租赁土地的契约，每年也要按一定数额付出租金，在一定的时间点之前交给县衙。
俄国人不依不饶，在牯岭长冲相邻的山谷，也租到了一大片土地。他们正在一块一块的标号出售。
海格斯医生和俄国商人正在效仿李德立和阿奇博尔德的云中山城，制定相似的建设、居住规划。
李德立和阿奇博尔德的云中山城当然没有满足于现状面积，从托事会到董事会，也尝试着扩大现有领地的范围，并且指定成立了一个执行小组，由李德立、亚当斯和约翰组成，后来，布鲁姆霍尔也加入了该行动小组负责计划的实施。
“扩大领地行动小组”与浔阳道台府进行艰难的谈判。在两年时间中，谈判没有间断，一直在进行。
遗憾的是，没有达成任何一个确定的“扩土开疆”方案。
他们提出，“扩土开疆”是为了有个新的区域，接纳具有上山居住意愿的中国当地绅士和外地商贾，为他们创造建立定居点的条件。这个方案，当地的绅士们是支持的。
“扩大领地行动小组”不愿意因此向道台府和道台施压，因而基本上没有收效。不过他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牯岭小镇的扩建是会实现的。
现今云中花园居住社区的成熟程度，已经到了筹备建立市政会的阶段。
花园小镇建设和管理董事会，召集牯岭、长冲的业主们开会，选举出了市政会，或者叫市政议会，全名是“牯岭云中花园山镇市政管理委员会” 。
市政会承接了董事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建筑、路桥维修和养护、市政改良等事权，随着组织机构的日渐完善，接手了山镇一切管理权。
董事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宣告解散。
“牯岭云中花园山镇市政会”成员共有九个人。李德立为主席，成员是约翰·阿奇博尔德、A·J·鲍恩、C·F·库普菲尔、J·S·亚当、格里菲斯·约翰、T·E·诺斯、W·J·庄蒙德和A·H·布鲁姆霍尔。
牯岭云中花园山镇市政会第一届委员会议，制订了《庐山避暑地公约》 。
这个公约规定，所有的公共事务议案，必须通过书面投票表决。议案的支持率必须大于三分之二才准予通过；在赞成人数中，同一国籍的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继而，牯岭云中花园山镇市政会增加了对医院、学校等具有公益成分的机构的统筹性管理事务。
到得此时，云中山城的建设时期已告结束，全面进入居住生活的民主管理阶段。
牯岭市政议会在管理居民生活上，一般程序是，关于某项事务先向已经入住的全体牯岭业主征求意见，意见汇总之后，在市政议会形成草案，再向全体业主征求意见，得出结果，再由议会成员投票，作出最后决议，发布实施。
以前，九江传教士联席会议想让李德立讲一讲获得庐山土地的经过。他们大概听说，那是一个传奇般的故事，想知道故事的诱人过程。
后来，又收到镇江传教士联盟委员会主席的信，要求聆听李德立“如何获取牯岭地产”的演讲报告。
接着，又收到了汉口、芜湖的同类信件。于是，在九江联席会议上的关于牯岭地产的报告就推迟了，李德立计划将来安排一次覆盖长江中下游地区多个教区的大型演讲会。
李德立当时很高兴地接受了九江和上下游各地的意见，同意做关于庐山地产的演讲报告。他愿意这么做，有几个原因。
从九峰山到牯岭长冲，庐山土地之事形成过两次巨大的案件，旷日持久，一波三折，官府抓捕人数众多，入狱关押期限甚长，影响扩散到国内国外，产生有很多误解并传播不休，影响不好，必须予以澄清。
关于庐山牯岭长冲的土地，很多有购买意向的人，渴望知道关于土地的性质、属性等问题，如今，他们都在庐山上购买地块入住了，但他们仅仅大概知道土地的性质和属性，庐山土地的奇异故事仍然是他们渴望知道的。这些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讲清楚，惟有李德立能够说明白。
更早的时候，事情处在环环相扣的链条上，没有全部讲清楚、说明白的可能。后来，忙碌的建设事务使人顾不上“讲故事” 。现在，全家住进了金斯顿别墅，大女儿和小爱德华都送进牯岭美国学校正常念书学习了。白天，李德立捧读《圣经》 ，或偕同利特尔到天意堂做圣工，再或下山到天音堂、天风堂、天声堂以及其他有邀的教堂传播福音，夜晚，在胜过英格兰南部山地情调、韵味的中国庐山“月照松林”之中，品味香茗，伴友闲聊，看孩子们嬉戏，进入了全新的劳逸谐和的状态，牯岭的故事也成了谈资和佐料。
利特尔也鼓励李德立把牯岭的故事好好回顾、整理出来，告知世人。
“爱德华，亲爱的。你付出了太多太多，尤其是它像电影一样有意思，有价值。你把它写出来，读者会非常喜欢的。而且，我知道，你能够写出来，你会写得很好。”
于是，在金斯顿大玻璃送进来的明亮的光线中，李德立坐在案前，撰写他的庐山故事了。
李德立的文字，叫作《牯岭的故事》 。
上海《新闻报》记者多丽丝已离开九江，到其他城市工作了，报社换了个男性记者驻九江。多丽丝离开时，李德立和朋友们在牯岭俱乐部为她举办了一个饯别晚会。多丽丝说，除了自己撰写、拍摄、刊发过的庐山故事，她还要用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全面地、系统地撰写九江、庐山和李德立会长的非凡传奇。
将来，从多丽丝的笔下，或许会出来一个角度新颖、滋味别样的故事吧？
李德立的《牯岭的故事》 ，约有三万字，由以下“环节”即“段落”构成环环衔接的链条。
前言、酷热的平原、购地建房、九峰购地、山顶察看、官府接洽、知县非法操作、北京的指令、道台的回应、积极的步骤、全部过程、公众热点、地名、答谢礼物、勘探道路、出售土地、修建道路、困难重重、乡村布告、牯岭首期工程、惊心的一幕、第一份契约、递交请愿书、中间人被捕、囚徒、半夜秘密审讯、特殊代表、去南方省城、定案、二府之死、组建托事会、价值、发展、边界纠纷、继续发展、组建市政会、飞速发展、牯岭面积扩大、扩建牯岭、当地繁荣、态度转变、谣言、良好的效果、牯岭传教工作、董事会、结束语。
李德立的《牯岭的故事》在写作中，夏季来到了，牯岭云中山镇避暑房屋的出租业务也红火起来。
文采动人的英国北爱尔兰姑娘格拉迪斯·麦克马兰·慕瑞，华文名字慕马快乐，当时记了不少日记，后来根据自己的记录写出了“庐山时光” 。
慕马快乐的父亲是詹姆斯·麦克马兰，母亲是莉蕾·麦克马兰。夫妻二人都是中国内地会传教士，詹姆斯还懂得医学，他们在四川工作十个春秋，后来辞去内地会的教职，到山东烟台，公元1893年，即清朝光绪十九年，在烟台大马路创办了詹姆士·麦克马兰公司，华文名字叫仁德洋行。
詹姆斯·麦克马兰很有学者风度，能写一手漂亮的华文字。莉蕾·麦克马兰能言善道，广庭之下颇能抓住人众的心理，使人屏息而听。
他们创办仁德洋行的次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乔治 – 赫士夫妇由于健康关系决定回美国去，把他们在烟台开办的女子花边培训班托付给了詹姆斯 – 莉莉夫妇。
詹姆斯 – 莉莉夫妇将花边培训班升级成了女子花边学校，收容生活无着的贫苦女子入学，一面读书一面学习花边编织技术。不久詹姆斯 – 莉莉夫妇又在烟台南山路创办孤儿院，招收及龄男孤儿习字、读书、学做活，女孤儿进女子花边学校。
詹姆斯 – 莉莉夫妇通过仁德洋行从欧洲购进纱线及最新流行的花边图样，组织当地商人、工人生产和收购花边，运至欧美市场销售。
女子花边学校成了技术培训基地，花边工艺在胶东迅速推广，胶东以此谋生的妇女快速增多，仅烟埠一地即数以千计。詹姆斯 – 莉莉夫妇在三马路兴建的校舍楼和宿舍楼，是当时烟台壮观喜人的地标建筑。
詹姆斯 – 莉莉夫妇在烟台创建了基督教会，将女子花边学校划归教会管理，改名为烟台培真女子中学。
詹姆斯 – 莉莉夫妇听说李德立在庐山建立了外国人聚居的避暑山城，夏天带着孩子们到庐山观光、消夏。
家中一共五个孩子，女儿慕马快乐等小姐弟在烟台时就是喜爱观察的孩子。中国保姆常常带着他们小姐弟出去散步。孩子们最“快乐”的事，是看中国的富家出殡。
壮观的行列由孝子前导，穿着未经漂白的粗布衣。有人肩扛旌表，上面印着金字，颂扬死者生前的功名或贤德。年轻的孩子抬着乳猪、馒头、菜肴和亡者的放大画像。妇女们头戴白孝帽，身穿白孝袍，由花钱雇来的人陪着大声哭号。
穿红衣的吹手们吹着长铜号。慕马快乐很小就知道，高音的叫大杆，低音的称筒子。乐器还有笙、管、钹和丧乐专用的鼓肚子小锣，乐队最少八人。
纸扎的牛、马、房舍、僮仆，越是富有的人家越多，预备抬到坟前烧作陪葬。
棺材由十至十二人抬，棺木以上加盖红缎大罩——里面的死者是个男性，若是女性则用绿缎子，带有刺绣。罩顶是黄铜的，太阳光下，金光四射。
回家后，慕马快乐和弟弟、妹妹把枕头套卸下来当作孝帽子来扮演哭剧。保姆见状，乐得东倒西歪。真是爱学习的英国孩子啊！
詹姆斯·麦克马兰夫妇在烟台提倡女子放足运动，尽过极大的努力，使当地女性缠小脚的坏习惯改进不少。
他们的孤儿院也收养无人奉养的年老女性，让她们一面照顾孤儿们，一面做些缝纫工作。有位王老祖母，人已老得近盲，做不了什么，坐在炕上愁眉不展。莉蕾问她是不是身上不舒服？她答称并没什么不舒服。
进一步追问，才知道她自叹膝下无子，以死后无人给买棺木送终为忧。莉蕾了解中国人的习惯和老年人的心思，就给她置了一口红木寿棺，存放在她的房间里。此后她愉快多了，后来活得比一般人想像得久。
莉蕾·麦克马兰以做善事益于他人，当地孩子们亲热地唤她“母亲” ，是烟台人几乎无人不晓的“东山师娘” 。
慕马快乐喜欢庐山云中社区的风景和世态，她的小妹妹喜欢画画，更是快乐。
多年以后，慕马快乐还惦记着牯岭。
弟弟罗拔经营父母留下的公司，慕马快乐参与。由于业务需要，举家同住上海。儿女们幼小，在烟台住惯了，熬受不住上海的奇热，妹妹玛莉也有一个幼女，姐妹俩商量，结伴在牯岭合租一所小房，躲避暑气。
姐妹两家各带了一名保姆和一名厨子到了九江，冒着九江的热乎天气，浏览了瓷器市场，欣赏了成套的精致食具，用美丽的蓝、金、或红、金配色点缀描画的杯、碗等，上山。
“不得不坐轿子。掮夫个个都是力强健步的。坡度太陡，在垂直的悬崖之间，路险而窄。虽稳坐轿子上，却由不得打颤。此时，安危已置之度外，掮夫倘滑了脚，后果必不堪想像。
“山势雄壮。上得高处，空气新鲜，气温渐凉，溽暑消去，气爽如醇酒。
“所租住房，前面浅溪横过，孩子们戏水方便为乐。附近有不少的山涧小径可去，最适野餐之地有一大水潭，是三条瀑布泻下后合流处，深潭可供游泳。
“厨子警告曰，近邻有失盗之事发生，但他表示，我们可勿为虑，他必力尽守护之责。夜间他将草褥子拖到近台阶的凉台上睡觉，密藏厨用利刃一柄防身。允诺必不会使用，只是用它吓走盗贼罢了。
“为防贼人，厨子取一条绳索，横拴在台阶的进路上。结果吃亏的是一名大清早进来的邮差。未提防，叫那绳索绊跌了一大跤，忿怒的邮差幸未受伤。
“牯岭的蜘蛛个头颇大，加上蝎子和蜈蚣，叫人看到很不舒服。每晚我必在屋角和暗处寻找那些爬行的昆虫，入睡前塞紧蚊帐。
“最小的儿子和我合睡一床。某夜一觉醒来，发觉他不见了，以为有人将他劫去。点灯一看，发觉他沉睡在床的一角，褥垫子下面。
“在庐山上，一个孩子害了痢疾。我们素来对食物严加当心，故得病之由不明。后来发现，问题出自牛奶。订户多起来，奶不够分配，商家偷搀不洁之水所致……”
慕马快乐记录庐山，不惟感人，也不吝褒贬。
较晚购买庐山牯岭土地的美国传教士阿萨洛姆·赛登斯特里克，华文名赛兆祥，女儿珀尔·巴克，华文名赛珍珠，著名作家，是在牯岭86A号地块的别墅中完成她的《大地》 ，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
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赛兆祥，公元1883年携新婚妻子卡罗琳来到中国杭州传教，四年后抵达江苏北部京杭大运河畔的商业重镇清江浦，开创了美南长老会江北教区，此后又陆续开辟宿迁、徐州、淮安等传教站。
赛兆祥信仰虔诚，传教热忱，不避艰难，不辞劳苦，“待人以诚，爱人如己，救人之急，解人之危”， 终于克服了种种文化障碍，使美南长老会在江苏北部城乡深深地扎下了根。
卡罗琳在中国生了四个孩子，有三个都死于无法防治的“热病”， 于是她被送回美国休养，期间生下惟一长大成人的女儿赛珍珠。
赛兆祥夫妇带着四个月大的女儿回到清江浦。后来赛兆祥调往镇江，创办了润州男子中学。美南长老会在登云山顶为赛兆祥建设了东印度风格的别墅。但赛兆祥随后被调到南京担任教职。
南京太热，赛兆祥为家人的健康考虑，在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庐山牯岭买下一块土地，将近两千平方米，建造了一座石头别墅，红色屋顶，外廊敞开，看上去素朴得像是乡间的柴棚，内部实用、舒适。
每一年夏天，赛兆祥和家人都会来庐山居住避暑。赛珍珠在《我的童年》中回忆道：“每年六月，当秧苗从旱地秧田移到水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全家去牯岭的时候了。”
在牯岭，“距我家不远处，有一眼山泉，泉水晶莹清澈，可以直接饮用，简直成了我们家的高级饮料！”
少年和青年的赛珍珠，每天早上都要攀上别墅后面的山岭，采摘大把的鲜花，她尤其喜欢庐山的百合和紫萁。
“也许正是从那时起，我脑海中对于中国的记忆始终带着一种浓厚的芳香，甚至后来我每到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它和庐山相比较。”
从美国读完大学回到中国的赛珍珠陪同母亲在牯岭休养期间，阅读了大量书籍，下定决心，要当一名作家。
赛珍珠的父母和她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以及对被她视为兄弟姐妹的中国人的丰富感情，令她内心冲动不已，就在牯岭86A号地块这座别墅的书房里，赛珍珠坚定地对家人说：“我终于做好了准备，我将正式开始写作。”
赛珍珠的文学处女作《也说中国》 ，很快发表在美国的《大西洋月刊》上。
中国人、中国事，一直是赛珍珠创作的主要题材，她的最重要的作品《大地》 ，描绘中国农民的勤劳、朴实，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和追求。
中国穷苦农民王龙娶了个大家庭的女佣阿兰做妻子。阿兰沉默寡言，吃苦耐劳，刚刚生完孩子就挣扎着爬起来和丈夫一起顶着烈日在田里劳作。但王龙嫌她不够美貌，对她十分冷淡。大饥荒来了，他们被迫举家逃往南方谋生。王龙在一场动乱中浑水摸鱼发了财，靠着阿兰的帮助，回到家乡买了许多田地，富裕起来。
富裕起来的王龙愈发嫌弃发妻平庸的外貌，另娶了一个妓女。慢慢地，他老了，褪去了年轻时的浮躁和野心，惟一的心愿就是守住家业。他告诫儿子们千万不能卖地，土地才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孕育一切生命的基础。
中国人的奋斗精神，感染了正处在经济萧条时期的很多美国人，《大地》因此非常畅销，获得了普利策奖。公元1938年，赛珍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038
公元1899年，牯岭董事会和市政会，已向德化县衙付过了三次租金。李德立也为自己的“李德立山”按时付了租金。
这年秋天，新一届牯岭市政会选举产生，成员向全体业主公布了。
李德立为主席，约翰·T·蒂尔斯利为秘书兼会计，成员有：F·E·梅格斯、W·H·波特、A·赫德森·布鲁姆霍尔、A·L·格里格、保尔·克兰茨、查理斯·E·莫兰、塞缪尔·I·伍德布里奇。
这年冬季，李德立完成了《牯岭的故事》 。这年，李德立、利特尔和孩子们已在牯岭金斯顿玻璃屋别墅度过了三个愉快的夏天。
《牯岭的故事》次年春季起在“春江文学会”的报刊上连载。连载后，作为小册子印发了。
性格直爽而坚持主见的阿奇博尔德，看了书稿后，以“声明”的名义作《书评》道：“亲爱的李德立先生，我刚读完你写的趣味十足的小册子《牯岭的故事》 ，便冒昧地来评说了。我看完故事后的印象是：看似揣摩着别人的思维写的。”
“也就是说，先为了获取财产，然后再做处置，而且似乎完全是由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干出来的事情。”阿奇博尔德道，“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人说什么，但事实是，从一开始就有其他的人，拥有某种权利的一群人，对此有兴趣。”
阿奇博尔德说，他自己从最初的九峰寺荒地起，便开始与这件事情有关联。
由于汉口极度的炎热，他最小的孩子罹患了致命的疾病，大夫声称，除非立刻把他带离炎热的汉口，否则就会丧命。可是作为孩子的父母，“我们能把他带到哪里去呢”？
和阿奇博尔德夫妇一样，有许多急切的父母要为孩子找到一个凉爽的地方，却无能为力。
“就在这个时候，格拉夫主教好心的把我们安置在教会的房子里，那栋房子就在庐山狮子庵你的木房子旁边。”
阿奇博尔德夫妇和汉口路德教会的阿巴汉姆夫妇一起住。由于炎热，阿巴汉姆夫妇失去了一个孩子，剩下的一个也奄奄一息。
两家人，两个病危的孩子，住在庐山上的房子里度夏，孩子们逐渐康复了。
“严峻的经历告诉我们，为自己找到一块建房地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要千方百计找到。我们住在山上，四处寻找，和当地人磋商，寻求购买建房的地基。
“由于当地人害怕衙门的官员，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把他们的部分土地财产卖给外国人，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由于没有取得进展，我们不得不回到汉口。
“亲爱的李德立先生，在购买土地这件事情上，我们衷心的感谢你的帮助。你着手购买土地，并善意地计划转售给大家。你坚持着，直到为我们获得牯岭和长冲的土地。
“但是，汉口的传教士，后来成为董事会成员的先生们，都是主动帮忙的。他们是格里菲斯·约翰医生、大卫·黑尔牧师、W·F·格雷和我自己。与你本人一样，我们共同开发了这座山。
“阅读过你的书后，人们会推理，你一开始就非常熟悉庐山顶上的土地。事实上，你和我们大家一样，一起面对一个崭新而又陌生的地方。
“你在第四页如实地谈到这些，说道：‘我组织了一个五人小队，沿山脚走，然后翻山越岭，到另一面山坡上，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我以前曾说过这些地方适合盖房子。’
“我们的向导，是东林本地人，一位砍柴人。发现山顶上适合盖房子是小队所有成员一致的想法。
“我们设计道路，测量规划住宅区，先后在庐山牯岭盘桓了几周的时间。
“是的，你所做的，和你在《牯岭的故事》中所说的一样，成果辉煌。
“你向我们通报所取得的每一步新的进展。每当遇到新的难题时，你会向我们请教。我仍然保存着你寄给我的有关庐山土地的一百五十多封信件和电报，它们是英文的，此外，还有大量中文信件。
“我回给你的电报和信件，数量相当。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件，比如我写给女王的外交大臣、我的朋友亚瑟·贝尔福勋爵的请求内阁帮助的信，和寄给他的牯岭案件报告书，比如，伦敦发给北京的电报内容记录件，北京总理衙门转江西布政司转浔阳道台府的谕令记录件，这些，都是解决牯岭土地的极为重要的文件……
“亲爱的李德立先生，而你在《牯岭的故事》中，自始至终，只要有我出现的情况，都如实记录了我们一起的经历，可是在《去南方省城》一节中，谈及亚瑟·贝尔福勋爵和罗伯特·索尔兹伯里侯爵的重要帮助时，一笔带过，甚至破例地没有提及我的名字。
“当然，这件事情涉及的大臣，位置太高，不宜随便公布细节。即使我，也可能只会这么写：‘在对牯岭案件有兴趣的人中，有一个人认识一位在英国内阁大臣中有巨大影响的朋友，他十月份给他的朋友寄去了一份有关牯岭案件的简明报告，要他引起内阁成员的关注并表示支持的态度，这一切的确产生了作用。’”
五年后的公元1924年6月，阿奇博尔德写了一本小册子《为牯岭而斗争》 ，其中在牵涉英国内阁的段落，确实是这样行文的。
阿奇博尔德在李德立《牯岭的故事》“书评声明”中继续写道：“在牯岭一事上，我们在汉口，在约翰医生的书房里进行磋商，写信请求领事和大臣，花费了宝贵的时间，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也许和在九江一样多。
“我们帮助的主要方式是提供现金。你在书中第十五页，对此有有所记录。
“第一笔一千美元出自我本人，奥尤茵先生也好心支付了八百美元，其他人根据情况，分别给了一百五十美元和三百美元。
“诚然，作为回报，我们得到了土地。额外的钱，都退还了。但是假如牯岭购地计划破产，我们都十分明白其后果。其实的确失败了，我们仍然会公平地选择失去一切。
“在第十八页，你说：‘道路修通了，但是非常昂贵，花费大约在两千美元到三千美元之间。’那些钱主要是我们提供的，假如没有得到牯岭，我们很难将道路变卖成现款。
“为了避免贬低你贷款的作用，以及为我自己尝试建立索还贷款的制度，我们没有提及此事，仅仅只是作为今后要做工作的预付款而已。
“在后来的全部土地交易中，我们保持了公平分配的原则。
“我指的是，就土地大小和数量引发的争论。正如第二十四页，你在那里说道：‘经过一些误解和讨论后，我同意给予租借地大小相当的土地。’你在给我的来信中提到计划中的每份土地为一百二十五英尺乘以二百五十英尺，价格一百五十美元。从各方面来看，你是慷慨的，但当拿到契约后，发现你所填写的面积是五十英尺乘以九十英尺。还有，契约租期九十九年，到期后将财产权归还给李德立的继承人。
“你为此给出的理由是，首先，如果土地太大了，人们就会把它分开，卖掉一半或者四分之一，其结果就是没有多余的钱来修路，那些钱就会进入个人的口袋里。另外，这样的事即使现在不会发生，以后也会慢慢发生。其次，限制土地的面积仍然比到今日为止在这山区获得土地的价格更便宜。至于九十九年，你说仅仅是参照英国政府土地租赁合约年限的惯例。
“但是当你得知我们的意见后，你撤销了老契约，拟定了更为令人满意的新契约。
“总之，我亲爱的李德立先生，请允许我向你保证。我深信以上是需要阐明的，才写了这些。你给我们写了《牯岭的故事》 ，我们有理由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约翰·阿奇博尔德的“声明”性评论比较长，格里菲斯·约翰先生又做了关于阿奇博尔德对《牯岭的故事》的评论的评论。
格里菲斯·约翰评论说：“我认为，阿奇博尔德的评述非常完整、准确，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想说，亲爱的阿奇博尔德，我完全赞同你用自己的力量使此案引起本国政府的注意。
“就李德立的交易而言，是非常合法、正当的，交给他的租地合同，也是完全符合要求的，一切都是公开和光明正大进行的。我在中国做了很多土地的买卖，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买卖土地问题上没有违反中国的法律，但曾经被他们倒打一耙。
“牯岭周边没有人反对拥有用于盖房子为目的的土地，反对者完全是官员，部分是由于官方确立了在各方面限制外国人自由的政策。假如那时候还存在任何反对的情绪，那么一定会被描述为官方的敌对行为。
“牯岭案件的解决完全取决于官员的态度。至于普通中国百姓，他们会服从官员的指示而采取讨官员喜欢的态度。
“我真诚的感谢我们的政府参与并引导这件案子，使之得到解决。
“牯岭对中国人可能毫无用处。但对于居住在这片领域的外国居民来说，却价值连城。对于周围县区的传教士来说，能把牯岭当作避暑胜地，是上帝赐予的完全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恩惠……”
阿奇博尔德的小册子《为牯岭而斗争》 ，不重叙述而重资料。它是《华中邮报》公元1923年八月刊登的一系列文章的汇总，这一系列文章实际上是由一大堆中英文来往书信和其他文件组成的，这些资料就在作者手中。
阿奇博尔德在“前言”中说：“信件和文件都涉及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然而这些信件和文件一直被存放在一边。当初的想法就是有朝一日将他们汇编成书，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要出版这样一本书，需要更多的人提供原始的文件复制件，并要承诺来年暑期来到时把复制件做好。
“好在人们承诺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不需要添加附带说明或者修改什么了。由于这本书中所叙述的全部内容都能从文件中找到依据，因而这本书的内容完全真实可信。接下来，就让原始资料自己说话吧。”
前言是约翰·阿奇博尔德1924年六月作于汉口的。
中国籍传教士戴浩臣，本身是九江人，全程参与了九峰山九峰寺荒地和牯岭长冲土地交易，他的述记《牯岭租借与开辟经过》可以作为《牯岭的故事》的另一坚实佐证。
光绪十一、十二（1895、1896）年间，李自述记中“托事会之指派”节内云：“我来中国工作，已满十载，此处谓光绪十一二年间，李即上山觅地。案结在二十一年，是李到中国之第一年，即有意托地庐山，经营十年，竟达目的。
英教士李德立，与余同由沙河，经九十九盘路上山，至天池寺，黄龙寺，再至女儿城。登高下望，见长冲一带，地势平坦。乃下至其地勘察。
见水流环绕，地势极佳，极合建屋避暑之用。因询土人，亦不辨其地为官荒抑为私人产业。
其后，由沙河一教读先生万启勋者，辗转介绍其同族、莲花洞人万和庚，参阅李自述内“积极进行”节，出立契据，为永远租借荒山一片字样。写契人为万启勋。李即以此向德化县投税。县拒之。
时二府盛富怀兼洋务局委员。李与磋商，盛即饬县用印。参阅李自述文内“积极进行”节。县用印后交盛。盛亲手交余，由余转交李德立。
当立契时，万和庚只得洋百元。税契后，始再交与四百元。盛于此事帮忙，所得酬谢，只李于契税后馈送银器，约值二百元之谱。参阅李自述文内“赠官府”节。
李当即建筑板屋为避暑预备。一面雇工修路，其路为剪刀峡至莲花洞之路，即今所称老路。其时仅有樵径，故修治之。李与余初次上山，发现长冲一地时，即由此崎岖之路下山者。
李即建屋修路，九江人尽知其事；乃控之官，转详上宪请示。由江西巡抚派委员，在九江考棚，开特别堂讯。凡案内关系人均拘捕。余则避赴上海。当风潮急时，盛二府服毒自尽，参阅李自述文内“二府之死”节。
堂讯无结果。李在山仍继续进行划地，分号建屋，为避暑计划。时乡人汹汹，乃于外人上山时，拦路殴击之，并将山上板屋捣毁。
于是交涉范围，逐渐扩大。乃移至北京，正式交涉。荏苒数年，适福建又有类似之教案发生，乃合并此案，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一同解决。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在庐山牯岭长冲开发山地获得巨大成功的李德立，获得了北戴河广泛开发的消息，于是整点装备，北上再战。
离开九江前往北戴河，他料到要经历的时光得以“年”来计算了，于是，安排好了利特尔和孩子们的一切，卖掉了印刷局和印刷厂，转让了木材加工厂。山上的砖窑早就没有了，拆除后恢复生态原貌了。
家庭生活安排妥当，不动资产处置完毕，轻装上阵，开拓新战场。
北戴河的开发，有点歪打正着。它不像庐山，李德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和开发避暑胜地。北戴河是主持修筑津榆铁路的英国工程师克劳德·威廉·金达在勘测路线时，发现北戴河一带的海滨风光旖旎，沙质柔软，适宜作为海水浴场。于是广为宣扬，许多外国人慕名前来的。
金达公元1878年被开平矿务局聘任为铁路总工程师，他曾主持设计制造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修筑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建立中国第一个铁路修理厂和铁路运营公司，力主中国铁路采用国际标准轨距，先后任中国铁路公司等四个铁路公司总工程师，培养了大批铁路建设人才。英国王室为其颁发勋章，清朝政府册封其为中国二品官员职位。
金达的话语影响力巨大，而且金达带头在北戴河海滨合适的地方建立了一座木屋，既能避暑又能办公。同时，在北戴河不远处修建了火车站。国际友人圈子里的富豪们听信金达，受到吸引，都到北戴河来。
英国传教士爱德华·甘林当先在北戴河鸡冠山建别墅一幢，将山名改为甘林山。
北戴河的名声越来越大，清政府就台阶下驴，于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宣布这里为“各国人士避暑地” 。
清朝北洋大臣委派津海关道李岷琛、候选道王修植、开平矿物局总办周学熙等，进行勘测，正式划定了避暑区，准许中外人士杂居。
消息传到江西，李德立火速赶到北戴河，借北戴河被辟为避暑地之机，首批租下乱石渣土地六十四亩，后又分七批租下刘庄、单庄、东岭外、西石渣四处土地六十三亩，租下刘庄、单庄土地十五亩，乱石渣土地十二亩，总计一百五十六亩。
李德立将所租之地，划片分号出售，并印发了环境保护“红皮书” ，与德国人汉纳根共同刊行。
“红皮书”中倡议北戴河仿照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地租界办法，建立工商部、巡捕房和会审公廨，管理地方。
李德立以自己多年来开发避暑胜地的经验，成为北戴河市政领事会的首脑人物。
李德立的北戴河中海滩别墅也叫金斯顿 。在这座别墅中，他召开避暑区管理工作会议，参加的有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等国在北戴河居住人士及当地公益会的会员。
在会议上，李德立倡议各个团体联合选举，产生地方市政管理机构。
北戴河公益会是中国官府控制的，公益会不同意选举，而要求由现成的公益会执行管理权力，外国人都表示反对，会议不欢而散。
李德立租下的北戴河土地，非常荒芜、杂乱，统一规划建设后，成为优良的别墅区。各种各样的建筑，吸纳了海的精华和山的灵韵，清新的海风吹过粗糙的石墙，给人以大为迥异的美感。
用了数年的时间，李德立销售了自己名下的大部分北戴河地块，剩余的小部分地块，最后较为仓促地售出，原因是他在美国基督教卫理会圣公会九江分会的教职将要出现变化。
039
李德立所供职的美国教会，是美以美会，产生于十八世纪的基督教卫斯理宗的一个教派，简称卫理公会、卫理会，或简单谓之圣公会。
卫理公会是较大的教派。基督教会在中国举办了十四所著名的大学，其中美以美会就举办了两所：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美国的评估是，这两所大学的教育质量居于中国所有教会大学的前两名。
现在，美以美会有了新的规定：新的主教只能在美国籍的牧师中选取；而在美国之外工作的传教士，非美国籍的不再考虑担任会长、分会长职务。
这样一来，教会高层就可以更容易地按照某种意愿，来很好地把握整个组织的机构建设和各级领导人选。
教会的管理层普遍认为，在地方工作的局外人，很难采取不偏不倚的视角，而局内人，和被训练成一心维护组织意愿的局外人，才是确保教会利益的务实选择。
肩负使命远渡重洋的传教士，已经受到当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影响，往往倾向于同情当地人，有时甚至站在当地人的立场上，维护当地人的利益。
信徒为当地奉献，在传教士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样的态度，通常不是教会高层想要的。
因此，从外派传教士中选举主教，被教会高层视为一个弊端。他们认为，这样选举产生的负责人，不利于推进传教工作。
毕竟，对于教会整体而言，一个主教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才能维护教会的利益。
尽管李德立在中国传教士眼中已经成一个领袖人物，他甚至让他所管理的分会在经济上保持自给自足的状态，无需远在美国的教会总部过多拨款。但是，他的无私奉献和对传教事业的完全忠诚，却因为美以美会新的主教只能在美国籍的牧师中选取的新规定，无法成为一个主教。
本来是一条愈走愈宽的路，不意间突然消失了。这无疑是他得到的一个苦涩的教训，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赤裸裸的讽刺。
李德立不再有扩大自己能力的施展空间了，他的工作被教会限制在了一定地区内的一定级别中，所以他认为，他的才能没有办法充分发挥了。
作为一个在美国教会组织中工作的英国人，李德立既不可能再受到重用，也无法实现自己心中的抱负，所以，郁郁不得志成了他的情绪的基本色彩。
他也在思考自己的出路。
恰巧，这年，李德立到北戴河处理最后的地产业务，遇见了英国驻华领事埃弗拉德·弗雷泽。弗雷泽非常喜爱华夏古代文化，他正在翻译公元前四世纪的一部中国编年体史书《左传》 。
李德立在九江，与胡之祥、万和庚、万启勋等文化教育人士交往，相谈中曾涉及这部史书。相传是个叫左丘明的人写的，所以也名为《左氏春秋》 、《春秋左氏传》 ，叙事完备，文辞优美。
弗雷泽有着艰苦的华语学习经历，李德立也同样，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不过对于学习华文的目的，李德立和弗雷泽的观点是不同的。弗雷泽认为学习和翻译华文书籍是他的方向，李德立认为理解、学习华文，是为了使用它，应该有务实的目标。
虽然有观点和方向的差异，但两人都欣赏对方对于中国文化的探究和思考，很自然的，他们成了朋友。离开北戴河后，仍然保持联系。
也是上帝佑助他的信士，在李德立为自己的未来黯然神伤的时候，一个机会从领事埃弗拉德·弗雷泽那里来了。
卜内门洋行，卜内门公司，一家著名的化学工业公司，由英国人卜内门家族合作创建于公元1873年，总部在伦敦，经营洋碱起家，主要生产和经营纯碱、化肥和肥皂等化工产品。
卜内门洋行希望开拓远东市场，在远东地区销行他们的产品，派遣市场业务主管亨利·格伦定到中国和朝鲜考察市场行情。
格伦定考察了六个月，认为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但他自己无法在中国待下去。
作为卜内门公司的销售业务主管，格伦定认为他本人不可能长驻在某个地区，尽管他发现的这个新市场很大。
还有，他不喜欢中国。他的观察结果是，中国环境卫生条件很差，中国人的卫生习惯很差，中国有疟疾等疾病四处流行。
还有，关键的障碍是格伦定不会说华语。
多种因素决定，格伦定自己不能也不愿意在中国工作了。
格伦定找到了英国驻中国领事埃弗拉德·弗雷泽，希望弗雷泽为他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弗雷泽一下子就想到了李德立。
随即，弗雷泽介绍亨利·格伦定到九江和李德立会面。
格伦定到了九江，登上牯岭，到金斯顿拜会李德立，两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交谈。
李德立认为，要想让一种新产品在一片广大的区域，比如中国，行销开来，眼光不应该仅定在这个产品上，而是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以这个网络为依托，源源不断地输入产品。以这样的方式，将来可以输入的，就不是单一的产品了，而是系列的，比如你们卜内门公司的大量化学用品，肥皂、化肥和染料，等等。
李德立没有把自己的商务销售理念详细地讲给格伦定听，简单地表示，卜内门公司的产品对中国民生、农业乃至工业，都会产生巨大而长久的影响，他可以建立一个商业组织，试一试，来销售卜内门的产品。
格伦定非常高兴，说：“太好了。我相信您会做好的。”
李德立说：“我会到上海租界，租赁一间仓库兼办事处，为卜内门洋行服务。请您让公司发来一些样品，先发来一些肥皂样品吧，我向中国人分发，先让他们认识肥皂产品，再激发他们的购买需求，导向销售。”
格伦定同意了，说：“很好。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合作。”
格伦定很快就发电报给卜内门公司销售总部，要求给中国上海运来肥皂样品。
两个月后，李德立在上海收到了样品，开始在上海向中国民众派送卜内门肥皂。
当时的中国，大部分人还在使用皂荚洗衣服和洗头。收集皂荚，将皂荚卖到城市。人们用的时候，拿出一些皂荚来捣碎，连渣带粉地揉进衣服里或抹在头发上，揉啊揉，揉啊揉，如果太脏了，就再重复一遍或两遍，最后，漂洗洁净。
英国卜内门的肥皂太神奇了，轻轻抹几下，揉几下，清水冲过，好了，而且芳香宜人。
在见识过化学肥皂的简单易用和清洁力度之后，上海人对卜内门的产品赞不绝口，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李德立和卜内门公司协商，在上海设立了卜内门洋行，以李德立为全权代表。
仅仅几个月时间，李德立在上海的肥皂产品推广销售大见成效，上海人趋之若鹜，从高门显贵到市井小民，都使用肥皂了。
清朝末世，局势崩析，天下扰嚷，异象蜂起。
乱局早就开始了。数年前冬天一个阴云密布的深夜，山东曹州巨野县十多个凶徒手持短刀、匕首，闯进磨盘张庄教堂，杀死了借宿的两位德国传教士弗朗茨·尼兹——能方济和理查德·赫勒——韩理迦略。
在山东冠县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得到知县韩光鼎允准，在废弃的玉皇庙地基上修建教堂，未果。数年后传教士费若瑟经知县何世箴同意，雇用乡民施工修建，王世昌等唆使数百人手执器械打砸。诉讼到县衙，县衙判决王世昌有罪。王世昌的族人不服，上诉到东昌府，知府洪用舟再判王世昌有罪，监禁半年。
王世昌族人联络阎书勤、高元祥等“红拳帮” 、“十八魁” ，大闹教堂建设工地，知县何世箴亲到现场办案，再次支持天主教堂。“十八魁”制造枪械准备拼命，知府洪用舟亲率官兵弹压，再次将庙基和工程交还教会。
阎书勤等人又联络“义和拳”头领赵三多，组织“拳民”攻打教堂。“义和拳”高喊口号“反清复明” ，在民间四出活动，霸道逞强。
知府洪用舟奉大清朝廷御旨，赔偿教堂损失京钱两千吊，并缉拿“拳匪”……
鉴于不良局势，德国政府派出多艘军舰到胶州湾，敦促官府惩办凶手，与清朝签订《胶澳租界安全条约》 ，在巨野等多地设置传教士防护所，保障传教士的人身安全。
接下来，俄罗斯军队很快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兵进驻威海和广州湾。
巨野教案和冠县教案，导致清廷撤了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职务。
新任山东巡抚张汝梅为了平定地方治安，上奏朝廷，建议“改拳勇为民团” ，并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 。劝导义和团遵从律法，维护平安。
赵三多等人等不及清朝皇帝和太后的御旨，改掉“反清复明”的口号，在冠县飞地蒋家庄竖起“扶清灭洋”的大旗，鼓噪“起兵” 。
“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旋即遭到清朝官军的镇压。
但是次年，山东巡抚换成了花钱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这个毓贤奏报朝廷“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 ，在清朝默许下，将义和团招安，纳入了民团编制，“扶清灭洋”的口号仍旧为义和团所用。
在严重的仇外心态驱使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都成了义和团仇视的对象。
义和团相信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缠足、纳妾陋习，传播宪政、民主新思想，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国既得利益阶层的仇恨，他们和义和团唱和相应，煽动民众加入义和团，成为团民。
山东义和团团首李长水、朱红灯在平原县“举事” ，清廷派兵镇压，不济，加派北洋军头袁世凯镇压，击败义和团，活捉朱红灯等匪首。
山东巡抚毓贤，仇视外国人，支持义和团，欲释放朱红灯等人。
正在这时，山东肥城又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马尔科姆·威尔拜·布鲁克斯——卜克斯被杀案件。
平安夜当天，卜克斯牧师骑骡代步，从泰安返回平阴教会过圣诞节，有位骡夫随行。他们夜宿肥城张家店旅舍，遇到一群义和团杀手，将他推出村外。卜克斯身强力壮，挣开逃跑，但被杀手们骑马追上，最后遇刺身亡。卜克斯牧师遇害时年仅二十四岁。
清廷连续发出两道谕旨，勒限缉获凶犯，从严惩办。袁世凯撤掉肥城知县金猷大的职务，约请英国传教士H·J·布朗——伯夏里等人验尸妥恤，给棺殓埋，并先后拿获凶犯孟光文、吴方城、吴经明、李潼关、庞燕术五名。
英国驻华公使克劳德·麦克斯韦·麦克唐纳——窦纳乐派驻上海副领事坎贝尔——甘伯乐到济南参与办理案件，与袁世凯反覆磋商，得以秉法处置。
清廷欲因此革去毓贤的山东巡抚职务，由袁世凯署理。毓贤为了立功赎罪，在离职前下令将监押的义和团头领朱红灯等人处决了。
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大力镇压山东的义和团。
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求情献忠，又被用为山西巡抚。此厮在后来的任期内先后亲自下令诱杀、捕杀了数百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犯下了深重的罪孽。
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向直隶等地转移。
公元1900年，清朝光绪二十六年，一月，控制朝廷大权的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了维护义和团的诏令。
直隶总督裕禄，本来正在剿灭义和团，转眼变成了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
于是，山东的义和团越来越多地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到处都有义和团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砸毁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 。
三万名义和团占据了涿州知府衙门。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绝食坐以待毙。
慈禧派军机大臣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情况。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 。结果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无不主张支持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河北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了前往弹压的清朝练军分统杨福同。这个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但是义和团已经形成了“诛不胜诛”的局面。
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保卫北京，董军中却有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后，义和团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团众超过十万。北京外国使馆的对外通讯都被义和团切断了。
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开腹剖心。
北京与天津之间的铁路被义和团毁坏，使天津无法增援北京。
义和团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伦敦会、八面槽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十一座教堂。放火烧掉一切与西洋有关的设施。
义和团烧毁前门一带数千家商铺，正阳门楼、北京二十四家铸银厂也遭义和团烧毁。
义和团四处破坏教堂，攻杀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
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是滥杀无辜，包括许多妇女儿童，书包中被搜出铅笔的学生，因使用洋货，当街被杀头。
义和团也代为报仇杀人，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遭到义和团全部残杀。
义和团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也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邪恶的排外之火遍烧北国，在山西巡抚毓贤怂恿和支持下，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恶徒焚烧。
毓贤将四十四名外国传教士和十七名中国教民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七人全部捆绑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行将就戮的妇孺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教民们被杀后，枭首示众，剖心弃尸，极度残忍。
邪火席卷山西七十九个州县，全省被杀外籍传教士及妇幼计二百四十一人，在山西省北部，共有两万三千名中国信徒被杀害，被毁教堂、医院二百二十五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
在内蒙古，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 ，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 ，到处游街，七月二十四日，在托克托城被杀。
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今之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五千多教友外，其余三千二百多人被杀。
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大批天主教徒突然面临死亡威胁，纷纷筑垒防御。七月二十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神甫与三千多天主教徒，不分男女老幼，尽遭杀戮。
朱家河村被杀五千一百五十三人，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幸存。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一千四百多人，其中有一名主教，十名神甫。
在陕西，在浙江的衢州、台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天主教徒事件。湖南衡州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慈禧在恐惧之下，发出“勒令解散团民”的所谓上谕，根本无效。
直隶以外，北方多省，屠杀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的案件大量发生，一案接一案，惨不忍睹，恶不忍听。
起初曾经慷慨资助李德立，后来在牯岭购买土地建造了别墅的奥尤茵先生，在山西的教会工作，也惨遭杀害。噩耗传到九江、汉口和上海，令人震惊哀痛不已。
德国驻华公使克莱门斯·弗莱赫尔·冯·凯特勒——克林德代表西方各国前去清朝总理衙门要求保护，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途中遭到清兵报复性伏击，彻底激怒了隐忍已久的西方各国，他们纷纷启动军舰，围拢在中国北方海域。而慈禧太后则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外交文告，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清廷向十一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 ，宣布“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
义和团及朝廷军队为了领赏，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三千人，当中约两千人是寻求保护的华人，四百人为外国男性平民，妇女一百四十七名，儿童七十六名。
各国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同时，各国使馆也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麦克唐纳——窦纳乐负责指挥防御。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
约有四万五千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的中国人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剿灭“拳乱”的清廷军队，共同与义和团对战。总指挥是俄国人莱内维奇将军。
当时的义和团众估计有十五万之多，而八国联军开始时仅三万多人，可是联军进逼北京，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与清朝守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最后占领北京全城，解除了各国公使馆危机，慈禧及清朝皇室人众仓皇出逃西安。
李德立在卜内门洋行和租界工部局的职位上工作，对美以美会主教选任新办法及排斥美籍以外人士新做法的失望，对清廷支持义和团导致在华传教士黑暗命运的愤怒，诸种因素叠加，促使他痛下决心，以书面方式辞去了美国卫理公会的教职，全心打理商务。
李德立正式从美国教会组织卫理圣工会九江分会辞职，对九江的教会事务，甚至对美以美会在中国的整体事务造成了一场冲击。但李德立无法顾及了，他在上海英美法公共租界的戈登路租下住房，把爱妻利特尔和孩子们都由九江转移到了上海。
很快，李德立被任命为卜内门洋行远东地区总经理。公司在上海四川中路买下了一幢大楼，立为卜内门洋行中国总部。
李德立入驻总部，立刻扩大商业布局，在天津、青岛、汉口、广州、厦门一共十三个重城要埠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之下，联号行、栈，遍地开花。
卜内门洋行中国公司销售的产品，也由肥皂开路，增加到块碱、晶碱、化肥、杀虫剂等种类繁多的化学品和药物。
李德立修建金斯顿别墅和法国玻璃公司有了业务联系，卜内门洋行中国公司还顺带经营法国的玻璃。
卜内门中国公司得益于李德立的运筹帷幄，发展势头极好，中国的纯碱市场由卜内门公司独占了，垄断了。
继而，李德立所建遍布各地的商业网络，除经营自己公司的产品外，又开始经理或代理英国其他厂商的产品。
跟李德立合作的厂商，英国三十家，美国四家，加拿大三家，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东非、南非、澳大利亚、印度、马来西亚厂商各一家。
李德立的商业帝国，还组织中国产品出口欧美，有樟脑、矿砂、薄荷、蛋品、植物油等。
在这个时期，李德立还受聘做了《字林西报》的写作主笔。
《字林西报》由英国人亨利·谢尔曼——奚安门在上海创办并兼第一任主笔，报纸起初叫《北华捷报》 ，李德立为其第八任主笔，就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言。
《字林西报》受到中外人士的重视，中国高层官员李鸿章，就非常注意《字林西报》的言论动向。
040
清朝末世，封关锁国的“蒙昧战法”破产，西方商家纷纷涌入中国这块巨大的新市场“淘金” 。
外国商贸公司的一般干法，是寻找并依靠中国买办来与中国的消费者进行贸易。中国买办就是帮助西方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
为什么要靠中国买办来做生意，销货物？
因为大多数在中国运营进出口公司和大型商业公司的西方人，中国人俗谓之“洋鬼子”的，都不懂华语，加之对中国的商业体系和雇佣关系完全无知，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个中国买办。
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买办抽取的回扣，无论多少，都会被加进最终价格中。外国人生产的东西，往往精巧实用，颇有市场。代理销售外国产品，在有钱有势的中国买办眼里，是最肥的差使。
因此，多数在中国经商的西方生意人，看中国买办为“必不可少的魔鬼” 。
李德立不仅精通华语，而且深谙华人文化，他清楚在生产商和顾客之间的买办，不但增加额外成本，还要拉低运营效率，所以将买办从交易过程中移除是非常必要的。
也就是说，李德立有华语资格，消除中间商，不让他们赚差价。
在卜内门洋行交易中，经手的中间人逐渐减少。
移除买办，节约了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也让李德立在整个商业网络的运营管理中获得了更多的控制权。
移除买办，增加了李德立自己的劳动量，他得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路途上，亲自去到各地，跟中国商家和代理们进行接洽、谈判、供货、结算。
好在李德立喜欢旅行，有时候道路险恶，只有精瘦的小毛驴拉着简陋的小木车在山间道路上蹒跚前进，李德立也依然乐此不疲。
军阀割据，强梁霸道，是清朝末世的基本现状。官僚，时常向旅行者索取物品；盗贼，总是在偏僻之处抢劫掠夺。但是这些危险，反而激起了李德立的冒险欲，让他对旅行愈发地热爱。
李德立腰中别着手枪，似乎天不怕地不怕，到过许多偏远地区。这些偏远地区，欧洲人从未涉足过，而他走到了，拿着肥皂给民众做示范。
在经营和发展商业网络的过程中，李德立以身作则、以行垂范，也带出了一些艰辛拼搏、无畏劳苦的中国“徒弟” 。中国人王福生就因此被委任为天津分公司的主管。
经过李德立的战略布局和战术努力，卜内门洋行拥有了一个几乎覆盖了全中国的商业网络，在东西五千公里，北南六千公里的土地上，发展了三百七十六个代理商。
卜内门洋行老板李德立，名动上海，如雷如电，连续三年当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公部局董事会董事。
在工部局，李德立支持华人董事进入工部局董事会，主张在租界禁绝鸦片，受到了各国尤其是中国、各界尤其是政界的好评。
八国联军干预清廷的战争，让很多中国人看到清朝灭亡在即，他们开始放眼世界，寻找中国的出路。这些人中有孙中山和黄兴等。
俄罗斯利用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之机，派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招致日、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突袭俄罗斯驻扎在中国旅顺口的舰队，俄军指挥无能，屡遭失败。美国出面调停，签订《朴茨茅斯和约》 ，俄罗斯撤退，日本巩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
对于中国的危难局势，一些在华的外国人非常关注。
相比于其他在华的欧洲人，李德立更为敏感。他通过朋友的引荐，结识了不少中国政治人物，包括当时任山东总督的袁世凯和前驻美公使伍廷芳。袁世凯和伍廷芳也都对有着前传教士和现商业大亨身份的李德立印象深刻。
清政府被迫进行立宪改革，在公布的内阁组成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皇族七名，而汉族人只有四名，被称为“皇族内阁” 。立宪派大失所望，有人干脆南下参加了革命党。
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转卖给外国，导致大规模反抗——保路运动，四川最为激烈。清廷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导致湖北兵力空虚，公元1911年，十月十日，清朝新军在武汉武昌发生兵变，宣布起义。
紧接着，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只剩下直隶、甘肃、河南、山东四省效忠清朝。
卜内门公司担心局势发展过快，害怕战火会摧毁他们的中国成果，支持李德立寻觅自保之道。
由于清朝政府当时的湖广总督袁世凯和革命派代表人物伍廷芳都是李德立的朋友，李德立试探性地接触，想让战争双方坐到同一张桌前。
李德立委托苏格兰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和北京的袁世凯接触，委托澳大利亚记者威廉•亨瑞•端纳联系上海的革命党。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曾著有《中国风情》一书，威廉•亨瑞•端纳担任过孙中山的私人顾问。
此时的北京，清廷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正式任命军权在握的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
李德立发电报给袁世凯，劝他打破僵局，首先派出代表过来谈判。
袁世凯接受了李德立的建议。李德立又回头说服革命党人派出代表。
袁世凯提议在武昌和谈，而革命派想在上海。李德立深知中国人面子文化的重要性，他们不愿意在任何交易中丢失颜面。所以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双方在上海租界区戈登路他的家里先行见面，然后到工部局办公厅正式和谈。
双方同意了，李德立把自己在上海戈登路的家布置成了北南会谈的场所。
袁世凯任命清廷邮传部尚书唐绍仪为总理内阁大臣全权代表。革命党和各省代表推举伍廷芳为议和全权总代表。
李德立的友好努力，使他成了一位优秀的调停人，他的心平气和、不偏不倚的态度，赢得了谈判双方的信任。
当时的清廷，由隆裕皇太后代替年幼的皇帝溥仪统治，腐败不堪，苟延残喘。围绕隆裕太后的太监们，长期掌握实权，拒绝接触任何他们认为不合适或者不喜欢的人或事物，其中包括富有的贸易商、知识分子和察觉到政局变化的官员们。
南方的革命党想要结束清朝统治，代之以民主政体，但举国动乱和危机敌不过官员们的贪婪和商贩们的发财梦，太监们又掐断了能与统治者交流的各种沟通渠道。宝座上的人眼前只有他们的御花园，觉得太平无事。
血腥的战争阴云已经弥漫在人们头顶，除了朝廷中清醒的大臣和革命派领导者外，没人知道局势有多么危险。
尽管清廷和革命党时常相互威胁，但同室操戈的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控制全局，双方的任何选择都有可能导致大局分崩离析，不可收拾，俄国、日本伺机而动，时刻准备着乘势吃到一块肥肉。
好在，李德立是一个“爱管中国人的闲事”的外国人，而且，他没有一次会错中国人的意思，没有一次理解错过中国人的想法。他曾活跃在影响广远的牯岭事件里，建设了一个在荒山上凭空而生的避暑胜地，和一个在荒滩上拔地而起的度假胜地。他曾让卜内门公司的日用化学产品深入中国市场，改善了无数人的卫生习惯和卫生观念。现在，他又联同两个外籍记者，付出他们时间和努力，大公无私地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了。
在历史性的南北和谈中，谈判代表双方都带着厨师团队，他们共用李德立夫人卡罗琳的厨房。
卡罗琳也忙前忙后地参与后勤服务，协调双方厨师的工作，保证每一餐都做得满意。
南北和谈开始一个月后，在李德立的家，清廷代表和革命党代表达成了一个有关清室退位的文件《清室优待条款》 ，条款允许皇帝溥仪继续保持他的名号，继续居住在一个皇宫内，每年可从新的共和国政权财务部门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维持他的小朝廷的生活。
《清室优待条款》签署以后，袁世凯向全国公开宣布政见:“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公元1911年，十二月十八日，南北议和会谈在上海租界南京路工部局办公厅闭幕。回顾会谈过程，参加者除南北议和代表外，还有李德立和英、美、法、德、日、俄六国驻沪总领事。
南北议和，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大转折。
由于李德立的从中斡旋，避免了南北之间大动干戈，使中国政局朝着妥协、和平的方向发展。
公元1912年，二月十二日，清朝末帝溥仪退位。次日，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成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
这年的七月十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专门赠送给李德立热诚的感谢信。
“我本人以及我们年轻的共和国，都非常感谢您和您的家人在和平谈判期间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来为我和伍廷芳博士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
唐绍仪还说，要安排李德立与袁世凯总统会面，并希望李德立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到天津会晤自己。
唐绍仪同时寄赠李德立一个浮雕精美的银碗，上面写着：纪念我们所受到的许多友好恩惠。
这年十一月，鉴于李德立对和平谈判的贡献，他同时得到袁世凯和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和平勋章。
记者们发表了南北和谈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有唐绍仪、李德立和伍廷芳三人的签名。
公元1921年，澳大利亚政府聘请李德立为澳大利亚驻华商务代表。他在这个职位上，为澳大利亚工作了三年。
三年后，新西兰总理约瑟夫·戈登·考特斯邀请李德立到新西兰开辟旅游胜地，新西兰人希望李德立这位世界级旅游区开发专家在其北岛当然也可以是南岛建立新的事业。
李德立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并且已经离开他的身边，到别处去从事他们的工作了。李德立觉得自己和利特尔到中国之外寻找一个政治安定、气候温和且讲英语的国家，作为他们退休养老的地方，是必要的。
于是，李德立接受了新西兰的邀请。
这年夏天，李德立专程从上海到庐山，出售牯岭别墅金斯顿玻璃屋。
到了九江，到了可以称作第二故乡的这座长江边上的重镇，李德立没有张扬，他想邀请当年最早陪着他考察牯岭的老朋友们，一起再走一走曾经的登山路。
这可能是他能想出来的告别九江、告别庐山的最合适的方式了。
李德立找到了戴浩臣，由戴浩臣约到了李德立以前的秘书，约到了万启勋，还有刘四。
万启勋年老了，但他见到李德立，激动极了。听知要走“老路”上山，说，拼上老腿也要陪着好朋友。
刘四更老，几乎已经是个老人了，他带着儿子，儿子已有成年人齐胸高了。
刘四见到李德立的第一件事情是让儿子为李德立磕头。
李德立用中国式的谦让说：“哦，经受不起，经受不起。”
刘四也跪下为李德立磕起头来，边磕边说：“李会长您最受得起。”
记得当年，李德立邀了五位西方朋友，有阿奇博尔德、格里菲斯·约翰等人，雇了六顶轿子。还有九江印刷局的工人，肩挑食物，背驮汽水。那时，是过涧口村，经石门峡谷登山的。
“老路”变化不大，巉岩奇峰，天然造就，位置、坡度都不会改变，山路也就依旧窄狭、陡峭，不同之处是走的人多，踩踏得便于落足了。
山涧依然树木交翠、绿荫掩映。石崖上的绿苔，浓绿而洁净。乌龙潭绿森森的，承接着上游落下来的五六片瀑布，弹奏着天籁琴音。
松萝石经，苔藓崖谷，寒泉冷水，凉爽宜人。当年当时，还没有登上庐山，就被清凉的气温彻底征服了。山下的九江，太热太热。因为它太热，上帝才安排了清凉的庐山在旁边，慈爱祂的子民。
走到长冲溪的上游，地势反而平缓了，一直到牯岭。青天空旷，白云自度，跟九江城中对比，天壤之别，两个世界。
走到长冲别墅区之前的山路上，戴浩臣感叹说：“如今的路变得好宽，当年我们第一次走的时候，弯曲窄小，砍柴山民、烧炭山工、进香的信众偶尔才走一遭。”
那时候的小道，荒草漫生，灌木牵手。万启勋说：“全凭刘四一把砍刀，下劐上挑，前挥后舞，咔咔咔，给大家开路。”
李德立说：“记得，走到这里，轿工们请我们乘轿子，说他们可以抬了。于是就让他们发挥了一把。”
李德立的前秘书说：“在九江，在庐山，最能干的就是轿工，上庐山最见本事，前后高低，配合默契，无论脚下怎样，轿子上要你忽悠，要你平稳。”
李德立说：“是的，庐山轿工，最不简单。”
他们走上了长冲溪上游，身边就是牯岭。这日天气亮堂，远处平流云白如丝巾，近处别墅栉比，绿树茂密，清风拂人，凉爽惬意。
戴浩臣指着一个地方说：“就是在那里，李牧师给这座山命名‘牯岭’ ，Cooling！‘清凉’ ，凉爽的山，牯岭。”
刘四说：“牯岭，好一个名字。”
李德立说：“今天感谢诸位，我们一起走老路上山，非常愉快。改日，我会走当年我们走过的路下山，走‘好汉坡’下山。一个人，无论怎么‘好汉’ ，终究还是要下山的啊！”
这日中餐，阿奇博尔德为远道归来的李德立“接风” ，在英国人开办的斯纳瑞酒店，老牯岭董事会、新牯岭市政会的主要朋友都到了。安德伍德医生、大卫·黑尔已经去见上帝了，祝福他们。戴浩臣、万启勋、李德立的前秘书和刘四父子，也都参加了，大家欢宴、叙旧，甚是乐呵。
李德立在牯岭停留了一个夏天，最后体会了牯岭长冲的清凉舒适，回忆了金斯顿玻璃屋蕴藏着的生活记忆和家庭亲情，临走，把金斯顿玻璃屋别墅出售给了香港人李品求，自己顺着“好汉坡”路线，走下了庐山。
李德立告辞庐山的朋友们，告辞九江的朋友们，回到上海，打点行装，于公元1929年春季携爱妻利特尔离开生活了三十三年的中国，赴新西兰。
李德立夫妇到达新西兰的时候，总理约瑟夫·戈登·考特斯已卸任，但新任总理约瑟夫·瓦德同样对李德立这位著名的风光旅游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现总统约请前总统——自由联盟党的约瑟夫·瓦德约请改革党的约瑟夫·戈登·考特斯，两位约瑟夫，设宴迎接李德立。
李德立选择了新西兰北岛的凯利凯利，开辟新的旅游胜地。
凯利凯利位于远大北区的群岛湾，在北岛北部的尖端上，属于亚热带气候类型，李德立初见凯利凯利时，感觉是“比较荒凉” 。
比较荒凉，恰恰适合开发，适合规划，适合建设生态园林生活、旅游、观光区。
李德立和利特尔从开辟观光种植园入手，种植奇异果等水果。奇异果又叫猕猴桃，富含维生素，加以宣传推广，行销世界各地。经过几年的奋斗，种植园中果树成林，蔚为大观。
由于李德立一开始就兼顾了观光元素，果园稍加升级，建造了一些位置合适的木屋和石屋，就成了旅游胜地。加之新西兰官方重视，李德立的凯利凯利生态园区，又被命名为新西兰国家公园。而它，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新西兰凯利凯利国家生态公园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李德立主持修建的圣詹姆斯教堂。教堂位于青翠的小山和清澈的小河之间。
李德立在凯利凯利奋战了十年，经历了十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好季节，于公元1939年辞世，去了天堂。
教堂背后青翠的小山坡上，是李德立先生的墓地。在他的身边，躺着和他拥有同样梦想的和他携手共度一生的女性利特尔。
随后的凯利凯利，获得了飞快的发展。它成了庞大的水果产品生产基地，新西兰奇异果、柑橘和其他亚热带水果，种类繁多，滋味甜美，销往世界各地。也盛产新西兰葡萄酒。其机场、剧院、图书馆、咖啡厅、美食饭店、购物中心等，富有国际接待特色，与人为善，引人入胜。完善的福利和医疗设施，保障了生活的幸福和游览的愉悦。
新西兰奥克兰纪念博物馆收藏有中华民国总理唐绍仪赠给李德立的银碗等李德立一生中有代表性的纪念物。
而李德立开辟的中国庐山牯岭云中花园小镇，更成了他留在世间的宏大的纪念碑。
庐山牯岭长冲“老别墅群”名甲天下，总数为六百三十六幢，总建筑面积为十八万平方米，从牯岭街起，自东向西，略带弧形，蜿蜒于山的西麓。
庐山老别墅，有英式一百二十五幢、美式一百八十五幢、中式二百五十九幢、法式七幢、德式十七幢、瑞典式十二幢、日本式十一幢、芬兰式三幢、挪威式三幢，还有加拿大、瑞士、丹麦、葡萄牙、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多国风格融合式，风格多样，姿态各异，文化积淀尤为丰厚，堪为世界别墅建筑艺术博览会，或世界别墅建筑艺术博物馆。
李德立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出色代表，他内心深深地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大不列颠人的脚步，这种维多利亚观念已然成了他的精神的“核” ，这样，他才成就了李德立应该成就的模样。
李德立的外孙回忆外公时说道：“他那犀利的目光，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俨然一副好斗争胜的神情，使一些人感到自身矮小。有时候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简直就是对别人的一种恶意的挑战。
“外公讲话，言简意赅，往往一针见血。他从不闲聊，也从不议论，很少有笑容，更难听到他哈哈大笑。他已经成了传说中的人物。
“外公满脸大胡须，下巴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岁月染白了他的胡须，把他变成了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者。”
毫无疑问，李德立是一个开拓者，是一个持续奋战者。
可能，李德立之取得庐山牯岭长冲，至今留有争议，但他主观上是想寻找并建设一处疗养避暑、休闲度假的胜地，而在客观上，他做到了对庐山牯岭的成功转型开发，使荒野之地焕发出灿烂的文明之光，明媚而又灿烂。
西方园林和房屋的建筑风格，西方社区和城镇的管理模式，被引入庐山，使庐山闻名中外。庐山牯岭长冲在规划上、保护上、管理上、对外推广上，以西方文化特色成为当时一个高级社区的样板，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德立功莫大焉。
凯利凯利、北戴河、庐山，避暑安居、保健疗养、旅游观光，其源头，是李德立。
本人巴黎雷欧，祖籍中国，在西欧生活超过十年，关注从古到今连结西欧和远东友谊纽带的每一位人士，敬慕李德立先生。
为李德立先生做传，是一个美好的心愿，得以达成，奉献社会，作为敬慕的实证，谨请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