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菁华》第七章 民族融合

24 三代至西晋

按照史界的说法，“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

“崇”，乃是古代的“嵩”字，崇山古称外方山，后来称嵩山，在伊洛盆地南边。兴起于古代河洛地区的夏部族首先建立国家，进入文明时期。

夏族自认为居天下之中，其余皆为夷族，以“四夷”称他们。

夏朝末年，遭商汤伐，部分夏族统治者向北遁逃，这些政治“移民”变成了匈奴人。

《汉书·匈奴传》云“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

商人代夏，其权力区域较夏括大，部分商人南迁，到了今天的湖南、江西等地。

商征战四方，战俘和女奴最后都融入了河洛地区。

商朝的北方、西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土方、鬼方，西戎、氏羌、昆夷等，西南方有庸、蜀、羌、卢、彭、髳、微、濮等民族，与商人发生战争，造成民族融合。

商曾经连年攻伐、掠夺东邻“尸方”、“儿方”、“人方” ，即东夷群族，及南邻荆楚，《竹书纪年》说“仲丁征于蓝夷”“、河亶甲征蓝夷，再征班方”，皆取得胜利，俘获大量人口，输送洛阳。

但周人在西方逐渐强大，向东击商，致商朝覆亡，周人移入中原，逐渐与中原的原住民族融合了。

夏商周“三代”时期，多民族在河洛地区融汇，与华夏民族共同生活在河洛流域的大地上。少数民族进入河洛地区后，学诗、书，立姓氏，向华夏习俗靠拢，“中原诸夏”也从戎狄、夷蛮等少数民族学到了不少东西。

经过漫长的交融，各个民族充分混合，成为汉民族的核心组成部分。

正是这种多民族的融合，孕育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大一统”意识。

秦朝统一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秦的朝廷大臣，家眷仆人也都迁到了关中。秦始皇封其“准父”吕不韦食洛阳十万户，说明河洛地方人口还是很多的。

西汉立都长安，其时中原人口仍然有向西流动的情况。东汉立都洛阳，各地人口趋向河洛地区，持续迁入，数量巨大。但其末季董卓作乱，挟持汉帝西逃，并焚烧洛阳，逼迫百姓随行。“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

一次强迫迁徙数百万人，堪称移民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洛阳及其周围州的人口迁徙一空。

三国时期，蜀、吴灭亡后，西晋都城洛阳才缓慢恢复人口。

后主刘禅、吴主孙皓及其家属、大臣等被迁入。《华阳国志·蜀志》载，随蜀主刘禅一起迁往洛阳的百姓有三万家，随吴主孙皓一家迁入洛阳的，除了全体降臣，仅后宫就有五千余人，合计超过万人。他们最后都成了洛阳人。

司马氏集团的西晋，家族血腥争权，酿成“八王之乱” ，洛阳数度浩劫，到处颓垣断壁，荒草瓦砾，百姓无奈辗转沟壑，星散四方。

西晋灭亡后，中原士家大族及百姓都流离失所，被迫转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大部分人到了江南。

“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 。也有少部分人逃难到了北方。

这就是史书所载晋室衰微，中原板荡，“衣冠南渡”。“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难江左者十六七” 。至于南迁的具体人数，学者们看法不尽一致，但差异不大。

按《晋书·地理志》所辖地区计算，以一户五口计，共有人口七百余万，则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其八分之一强。换言之，致北方平均凡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南土。

《晋书》记载，百姓“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 。

流亡到南方的中原士人及其后裔，将中原经济与文化带到了新居地，促进了南北方经济的交融和文化的繁荣。

25 北魏至五代

北魏政权自漠北到平城，未几即南迁洛阳。

迁都洛阳，当然是统治的需要。其次，是为了躲避周边少数民族如柔然的威胁。再次，“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 。极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收成难以满足庞大官僚队伍的需要。

因而，北魏孝文帝排除干扰，立志迁都。前后共计近十年时间，“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

孝文帝这次大规模的移民，有多少人到洛阳呢？前后迁洛的贵族、官僚、军队及民众总数在五万人左右。

北魏时期，南朝与北魏发生过多次战争，大批南朝的降、俘人员，逃亡贵族和文武官员，也定居或被安置在洛阳，这些“南人”估计也约万人。

北魏政治、经济中心移至洛阳，为鲜卑人在中原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孝文帝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

北魏时期，洛阳除了当地土著外，鲜卑人数量众多，西域各国的商贾络绎不绝，其他各地士人百姓也向往洛阳，纷至沓来，洛阳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会。

《洛阳伽蓝记》描述盛况说：“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曰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馆：一日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 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风土，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北魏宗族十姓、勋臣八姓、内人诸姓、四方诸姓等改为汉族姓氏。其他鲜卑族姓氏也都按近音规律改为汉姓。

改姓后，单从名册上看，已分辨不出汉人和鲜卑人了。

北魏沿袭西晋时期的门阀统治形式，采用强制措施，加快鲜卑贵族封建士族化，结成北魏政权的统治团体。

为消弭胡汉隔阂，加速民族融合，孝文帝规定鲜卑贵族必须与汉族士人缔姻联婚。“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他带头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流风所及，贵族联姻又推广到民间百姓，胡汉通婚快速增多。

隋朝国祚短促，民族融合不多，河洛地区人口变化不大。

隋炀帝营建洛阳时，曾迁天下诸州富商于洛阳：“炀帝即位..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

洛州郭内，即洛阳附近郊县，只是中原内部的人口移动。

进入唐朝的“武周”时期，武则天以洛阳为“神都” ，大量官宦及他们的家眷由关中迁入洛阳。武周并给予政策优惠，鼓励四方民户迁往洛阳。

“京兆之地，旧号秦中，乃睠编最为繁殖……其雍州旧管及同、太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宜听，仍给复三年。百姓无田业者，任其所欲，即各差清强官押领，并许将家口自随，便于水次，量给船乘，作数次进发。至都、分付洛州受领，支配安置讫，申司录奏闻..其有诸州人，或先缘饥岁，流宕亡归，或父兄去官，因循寄往，为籍贯属，恐临刑名，荏苒多时，未经首出，卫士、杂色人等，并限百日内首尽，任于神都及畿内、怀、郑、汴、许、汝等州附贯，给复一年，复满便依本番上下，其官人百姓有情愿于洛、怀等七州附贯者，亦听之。”

原来唐廷规定，京兆之民不得外移，武则天特令放宽，百姓愿迁往洛阳者，免三年赋税，还有官员率领。途逢河流，官府还提供船只，到洛阳后，有官员负责安置。

史载，天授二年“秋七月，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一次便迁移数十万户。姑且以三十万户计算，每户四人，这一次从关中迁往洛阳及附近郊县的人口，便有百万之多，这大数字可能有所夸张，但人数之众可见。

其他诸州百姓，迁到洛阳或附近郊县居住，亦相应减免赋税。

武则天的移民优惠政策，致四方之民移入洛阳者数量众多。北魏迁都洛阳带入的人口，是远远不及的。

唐代中叶，河南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军人闽，是中原人又一次向南方移民，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巨，为人乐道。

唐末“安史之乱”，引起中原百姓南迁，对于南方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如荆州，在唐朝前期还只是一个中等州，文风萎靡，科举考试从未有一人及第者，被称为“天荒”之所。“安史之乱”后，北方百姓蜂拥而入，给其落后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到大中四年，荆州人刘蜕金榜题名，进士及第，时人称之 “破天荒”。之后，又有许多荆州人科举得中，斯地竟被称为“衣冠薮泽”。

此一时期，北方移民在人数上超过了南方土著，便出现了北方方言替代南方方言的现象，形成了客家人和客家方言。

唐末黄巢之乱，也引发河洛百姓南迁，对江南诸省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来往频繁，来到洛阳的渐渐定居，都融合于汉族中成了河洛人。

由于五代战乱不休，迁出中原的人也不少，主要是去了北方。

26 北宋至满清

北宋初年，“徙山后诸州降民至河南府、许、汝等州，徙者凡八千二百三十六户，七万八千二百六十二口” ，规模很大。

山西百姓迁入河南，主要的安置地是洛阳，即河南府，以及洛阳南部诸州。

宋朝统治者之所以大规模迁民，出于两个考虑：一是让北部即使有反叛，也难招募士兵。二是洛阳一带经历连年兵燹，人口稀少，良田荒芜，土地甚多，亟待耕种。

金人伐宋，摧枯拉朽，汴京沦落，宋朝皇帝徽宗、钦宗被当做俘虏，押解北上。

金人入中原，历史上颇多歪曲。其实，虽非汉族统治者，不得不承认其干正事的气概，金朝中央在华夏历史上首次提出“中州正气”的口号，统治中原以后，相当一些年头，民间百姓安居乐业，其稳定与和谐是当时南宋小朝廷统治的南方地盘无可比拟的。

今天的“四关四隅”洛阳“老城” ，是金人筑建的，今天看到的白马寺和齐云塔，是金人在破败的基础上新建和遗留下来的。

历史记载，金朝时期，洛阳宜阳一农家添丁增口——生了小孩儿，本村和邻村都来送礼，多个村子的人乐呵呵地赴宴。须知，那个场面不是官家操作糊弄记者，而是民间自发的。

女真人威服西夏、高丽等国，以英武强悍的姿态灭掉了辽国，继而大举南下，扫荡了北宋，建立起幅员宽敞的大金帝国，与闻风逃窜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划淮分治，提出“中州正气”的口号，虽非汉族头领，却因其执政有方，带来了民间安居、百姓乐业的局面。

而在江南，南宋皇帝动不动就撇下百姓逃跑，最长的一次跑到浙江舟山小岛上藏身，一藏就是两年，找不到了。两年光阴，百姓朝廷，两不相知。

当然，女真骑兵的铁蹄，踏破辽、宋都城的大门，洗劫两国宫藏府库的仪仗、钟磬、礼器、典籍，尽情掠夺各种奇妙的文化、艺术、科技元素，也把各类精英人才卷入彀中。女真人对汉族财富，曾经贪婪地攫取，疯狂地侵吞，这个谁也无法抹杀。

但军事入侵也是流血的政治交流、文化交流，金人的行动，客观上将他们自己融进“非我”之中，堕入了“优美”的中华文化。

南宋朝廷一直叫嚣“北伐” ，实际上皇帝担心一旦北伐胜利，救出沦陷中的前皇帝，自己的皇位不保。正是如此，真欲北伐的岳飞等人就遭殃了。

蒙古人骗南宋小朝廷说帮助它“光复” ，傀儡南宋听信并与之合作，联合夹击金国，可是蒙古族灭亡金国后，南宋变成了凶恶的草原虎狼的食物。

金朝陷入“礼仪道德”日久，渐渐失去了血性和战斗力。南宋轻信元朝的谎话，打掉了金朝这个屏障，元朝扫荡起它来更顺当了。

南宋死得慢，仅由于淮南尤其是江南富足，老百姓大方，养活了它，它却麻木得不知道“西湖歌舞几时休”。

元朝暴风骤雨，摧枯拉朽，灭掉南宋，是因为它早就该死了。

金人入主中原，带到河洛地区来的女真人、契丹人、奚人，不在少数。

迁徙人数最多的， 是公元1215年，即贞祐三年，“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其中，内迁的女真人要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

金末，河南大部分州县被蒙古人攻陷，百姓纷纷向北逃难，迁往黄河北岸的女真人更多。

元朝统一后，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居住，少数民族百姓进入中原后，即与汉人杂处。

元代进入河洛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数较多的有蒙古族、党项族、维吾尔族、回族等。

但“渠帅尽驱当地百姓以北” ，汉族人却被驱赶到北方，前往原属西夏国范围的地区屯垦，当奴隶。

到了明朝，移民活动规模之浩大，影响之深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如今中原人对这句话耳熟能详，因为大多是大槐树移民的后裔，无论是家谱或地方志，都有大量的记载。

元代明初，灾害不断，“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等县皆大饥，人相食” ，加之兵乱连绵，百姓非死即迁，血泪斑斑。结果是地多丁缺，元气尽丧。

如不及时补充人口，经济难以恢复，统治便不稳定。

与河南毗邻的山西，在元末虽然也遭受了战乱，但相比之下，经济没有受到太大破坏。山西风调雨顺，也少自然灾害，洪武十四年时，人口即超过河南、河北两省人口的总和，劳动力相对过剩，许多丁壮无田可耕。

于是，皇帝朱元璋下诏“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

对愿意移民者既免三年租税，又给钱添置农具，待遇还是很优厚的。

比较优厚的移民政策，使山西百姓纷纷加入移民行列。

从公元1388年即洪武二十一年到公元1403年即永乐元年，自山西向中原各地的移民一次又一次。整个河南省，几乎所有县市都有山西移民的后裔， 可见明初移民规模之大，范围之广。

地方史志记载表明，洪武年间由山西向河洛地域的移民数量，甚至超过了土著人口。

有明一朝，原因各不相同，也有其他移民进入河南，规模较小。

有清一代，河洛地方的零星移民也没有停止过，迁入原因不尽相同，迁入人口中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

迁入洛阳的汉族人口，一是屯田垦荒者，二是逃难者，三是经商者及其他。

迁入洛阳的少数民族，多为满族清朝的统治者家族，原因乃是驻军、官宦入籍、逃荒逃难定居等。